最后的留影
□合肥戴旭东
25年前的国庆,单位派我随离休干部去曲阜、泰山旅游几天。临行前,我去找同学借了相机,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正给同事的孩子织毛衣。我随手将镜头对准了母亲,给她拍下了一张生活照。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母亲在人世的最后留影。
那时,妹妹在部队当兵。母亲退休后,在家照料我和父亲的生活,三口人的日子顺心如意。不久,母亲接受学校的返聘,重新去给学校代课。一天傍晚,我在传达室拿到一封舅舅发自宁波老家的信,告知了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母亲血压高,肠胃不好,得知噩耗极力控制着悲伤情绪,几乎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情。但第二天父亲告诉我,你母亲夜里睡不好觉,总是不停地翻身……
没有想到的是,外婆去世几个月后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母亲也跟外婆一样,突发脑溢血,不辞而别。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中,仿佛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
我时常想起童年随母亲所在的合肥九中,集体下放到阜南农村办学时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低矮的平房里,粮食短缺,而母亲却经常领着家境差的学生,来家里吃午饭。有一次,一位上海女知青寻短见,母亲闻讯后把她背回了家,把所剩无几的大米,煮成米饭给她吃,气得不懂事的我跑出了家门。
1971年,母亲返城后从合肥四中调到十七中,就一直担任班主任。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母亲会在晚饭后,挨个去家访。班级工作有起色了,或是某某同学走正道了,母亲会在我们面前津津乐道。现在想起来,母亲连续被评为“合肥市先进工作者”,与她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母亲的眼里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分,她非常关注那些“破罐子破摔”的学生。有一个学痞的女生,被她脾气暴躁的父亲打断了腿,几天没来上学。母亲急得吃不下饭,连续几个晚上去家访,最终使得这位女生重又回到了教室。母亲还关心着下放到农村的学生,曾在假日里带着我去萧县农村看望他们,悉心呵护着学生的成长。
我从部队复员到工厂后,边工作边上电大。有一天,母亲下班后,没有急于去厨房捅炉火烧饭菜,而是细细品味我登在报纸上的“豆腐干”,眉宇间露出舒展的笑容。我一直喊母亲为“老师”,是因为我在厂办小学读书时,工厂向母亲的学校借母亲去我们小学做英语老师。母亲受命后,上完自己学校的课,便马不停蹄地从农田抄近道赶到厂办学校上课,她也真正是我的老师。后来,我去母亲工作的学校上中学,到初中快毕业时还没有入上团,就想让母亲去找班主任老师通融一下。话刚出口,就挨了母亲的训斥:“我不会拿老脸去求人,你要靠自己努力入团,这样才光彩。”
母亲喜欢翻开厂校赠给她的写有奖励字样的笔记本。她退休后,除了帮学校代课,还毛遂自荐当上了退休老师的“总管”,遇到活动,她翻着小本子,能拨上很久的电话。母亲的热心肠,也赢得她的同事和学生的尊敬,他们都乐意给我当红娘——我找对象时,总是挑三拣四的。
母亲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老大患病走了,她成了大姐。外公从上海船运公司辞职后,携家带口回到了老家,靠修锅补盆的钣金手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母亲辍学在家带着幼小的弟妹,直到13岁才重新念上书。母亲因成绩好连年跳级,后经亲戚介绍,去了上海女子中学就读,最终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闲暇时,母亲总喜欢和我说她上大学时的事情。同寝室的一女同学,眼睛高度近视,行动多有不便,母亲就天天帮她打开水。一位家在巢县农村的男同学,没有棉衣过冬,母亲就拆了自己的毛线衣,织好,送给他。有一回,母亲和同学们去郎溪乡村参加支农劳动,因吃了发霉的食物,出现了晕吐反应。她和几个后吃的同学,就找来担架和推车,把发病的同学送往乡镇卫生院;在快到医院时,她自己也晕倒了……去年,一位接受过母亲帮助的同学——已从上海某中学校长的岗位退休,他无意中看到报纸上我写的稿子,打电话给我,说了许多母亲当年助人为乐的事,让我的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
母亲关心着我的成长,而我却疏忽了她的健康。夜深人静,我在记忆的漩涡里苦苦挣扎,痛悔。母亲犯病的那天中午,没有午睡,还在忘情地为同事刚出生的孩子赶织线衣,丝毫没有想到她自己还是一个重度高血压病人。她想着早一天送给孩子礼物……
母亲辞别人生前的那张留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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