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功夫论在今天如何盘活：立足当代 面向世界
“中国传统功夫论与功夫哲学”工作坊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文图片均由北师大哲学学院提供）
2018年4月中旬，为期两天的“中国传统功夫论与功夫哲学”工作坊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近三十位学者，在哲学上对功夫论展开学理的反思和阐发，以期通过中国传统的功夫论来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实现传统功夫论在现代语境下的升华。
会议召集人之一、北师大特聘教授倪培民曾受邀于2010年在《纽约时报》“哲人之石”专栏发表文章《对哲学家而言的功夫》（Kung Fu for Philosophers），引发西方读者广泛关注。在那篇文章里，他把功夫论当作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的独到之处作了介绍和论述。按照牟宗三和徐复观的说法，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好奇意识，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于忧患意识。前者的核心关注是客观知识，后者的核心关注是“道”。如果说“道”就是合适的生活方式，那么功（工）夫就是按照合适的方式去生活的艺术。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关注是修身和践行的生活之道，宋明理学把这种学问概括为“功（工）夫论”。
倪培民教授发言中。
在第一场主题为“功夫论与哲学”的专场讨论中，倪培民首先发言。他指出，在哲学的“专栏”里讨论功夫论，意味着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的转向。这个转向包含了两个向度，一是哲学的功夫转向，二是功夫的哲学转向。他尤其强调今天的儒学功夫论，应采用比较哲学的方法，需要超越简单的“以中释中”、“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也要超越以传统的语言和思路来整理和理解传统，而要进一步立足于当代现状，从世界的版图上，带着问题意识来看待我们的文化遗产，对传统功夫论进行建构性的、创造性的转化。
接着，北师大教授李景林在发言中侧重阐述了儒学以人的存在的实现为根本进路，与世道人心和社会生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他认为当代的儒学研究须回复到儒家原典与历史的生命整体性，重建当下时代的儒学的形上学。
黄玉顺教授发言中。
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以“功夫论的新开展——儒家功夫观念的生活儒学诠释”为题发言。他留意到一种常见现象：很多民间读者经常诟病学院派只会坐而论道、“不做、不懂功夫”，指很少有学者进行参禅打坐，而民间派对功夫的理解则近似于中老年修身养性之道。黄玉顺认为这种理解把功夫大大狭隘化了，甚至搞偏了，他主张今天要把狭隘化的功夫论重新扩展还原。
在他看来，功夫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大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指为达成某种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另一种指通过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之后达成的造诣。在某种意义上，宋明理学就是处理本体和功夫的关系，因此今天不能离开宋明理学家所理解的《大学》、《中庸》来谈功夫。而且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谈，比如《中庸》里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功夫，《大学》里的格致成正、修齐治平也是功夫。哲学学者坐那儿思考儒家哲学，这本身就是在做功夫。
最后，他提到功夫也有时代性，面临现代性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儒家可以盘活《大学》这样的思想资源，关键就在于要认识到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了社会主体的转换，现代社会的主体无疑是个体。而每一个个体需要格致成正、修齐治平的这套儒家逻辑，在今天依然是能够成立的。
杨儒宾教授发言中。
第二场讨论围绕“功夫与认知”这一主题展开。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深入阐释了理学工夫论中“德性之知”的问题。他认为在理学的系统中，“德性之知”概念的出现是不可免的，它是同一套超越论论述中的一环。北师大副教授蒋丽梅则剖析了方以智《药地炮庄》中的“见独”功夫研究。她指出方以智融儒释道于一炉，将“见独”与“见全”、“慎独”相贯通，使道家精神修养的工夫兼具觉悟性与实践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耀南则报告了他与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生钱爽合作的论文《从中华问答学看功夫认识论——扩展与批评》。
李存山教授发言中。
第三场讨论主题为“功夫与情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李存山探讨了工夫论与“情感型儒学”。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是“天人之学”，其核心和宗旨是“如何做人”的哲学。“修己”或“修身”就是做人的工夫，而“敬”就是修己工夫的方法。因此，工夫论对于儒家的整个学说来说，是普遍性的；而对于儒家的个人来说，也需要终其一生持久地做工夫。
与此同时，儒家哲学是普遍重视情感的。蒙培元先生曾指出“情感型儒学”的三种理论形态：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把情感看成道德理性的心理基础；二是程朱理学，把情感看成道德理性（即本体）的表现和作用；三是陆王心学，把情感本身看成是理性的。李存山认为由此可以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讨论的主要是“本体与工夫”，先秦儒学似乎主要讨论的是“情感与工夫”。先秦儒学把“亲亲之情”、“恻隐之心”等作为普遍道德即“仁”的本始或发端，都是道德情感，因此对先秦的“情感型儒学”来说，工夫就更为重要。
接下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则从“孔颜乐处”出发，主张回到颜子。北师大副教授田智忠则以程颐、吕大临、朱子、王阳明论“未发之中”为切入点，论其对修养工夫的影响。
第四场讨论聚焦“先秦儒家功夫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哲学动态》编辑王正博士认为，工夫论并不是到宋明理学才出现的，而是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十分丰富而深刻了，尽管先秦儒者并没有使用“工夫”一词。他根据先秦儒家工夫论，把儒学工夫论总结为两个面向、三个维度、四个目标的结构。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春梅则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心学”及其工夫论取向。北师大副教授王楷从“天生人成”切入分析，探讨荀子工夫论的旨趣。
罗传芳编审发言中。
第五场讨论围绕“功夫与本体”展开。北师大教授章伟文章探讨了太古真人郝大通及盘山派的全真内丹心性学，认为这一理论之特色在于明体以达用。武汉大学学者张昭炜报告的论文题为“文天祥浩然正气塞天地的道德本体及证成”。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编审罗传芳对倪培民将儒家工夫论哲学定位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并以此展开世界性对话的可行性及其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还从儒家工夫论的本质和目的、工夫论的理论格局以及现代性视野下工夫论的转型、工夫论趋向的日益心灵化个体化等多个层面，谈了对儒家哲学的整体理解。她认为工夫论是儒家作为道德哲学所必然内含的逻辑进路，因为儒家追求的道德人格更多是一种期许、一种未完成状态，所以需要不断修为来达到——这正是儒家表现出工夫论特征或被视为本质上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原因。
香港学者吴启超发言中。
在第六场关于“功夫与存在”的讨论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丁为祥从主体“功夫”到“如在”境界的角度，对倪培民的中国哲学诠释进路作了简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吴启超探讨了这样一种现象：中国哲学里讲究、强调、提倡功夫的哲学理论，往往流露着“奥秘感”。有奥秘感的人，会感觉自己对世界、人生无论多么努力探研，总还有一点“奥秘”越出其所知，并且对此“奥秘”的知有可能永不能完成；感觉无论自己在实践上（行）多么努力持续不断修炼自己以企及理想境地，那终点却总似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者魏孟飞在分析功夫与时间之关系的基础上，以《庄子》为例诠释了时间视角下的道家功夫论。
干春松教授发言中。
第七场讨论主题为“功夫与社会政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对工夫论的基础或前提展开了追问。中山大学学者张丰乾从《论语》中的“直”、“权”、“愚”出发，提出“而”字两头便是功夫。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则以康有为与朱一新当年的讨论为例，论述了制度与功夫的关系。
最后一场讨论围绕“功夫与伦理”展开。北师大教授田海平认为“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处探问“何物最为紧要”及“何事最为根本”，因此“志”伦理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向来为历代儒者所重，是功夫论思想的核心。北师大教授许家星则指出二程皆反复论及为学工夫克己最难，他由此切入分析了程子克己工夫论之内涵及其意义。复旦大学教授吴震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这句命题为中心，论述了知行工夫本来合一的观点。
刘笑敢教授发言中。
工作坊临近尾声，在会议召集人倪培民、刘笑敢、章伟文三位的主持下，与会学者们对这场由北师大哲学学院、北师大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内容满满的学术交流进行了评议与总结。北师大特聘教授刘笑敢重点讲了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他指出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是通过注释或诠释的方式建构新的思想体系，王弼、郭象、朱熹、王夫之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他认为这个方法在今天应该是过时了，我们应该更自觉地研究揭示古代有关工夫的实践和理论的可能的真相，在此基础上自觉地建构新的功夫论或功夫论哲学。因为揭示古代思想的本来面貌和建构现代的功夫论哲学，是两个不同方向、不同方法的工作，二者不应混同。如果混同起来就可能变成借题发挥、古今混同，既不是对历史的严肃探索，也不是对现代的理论的认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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