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 向善 和谐 —— 墨子思想对“善国”和中华善文化的影响程冠军
儒学与墨学的渊源
孟子与墨子思想之比较
善国模式的历史意义
儒家的“仁爱”是“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是“人爱人人”。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美好的善和爱，那么，墨家的“兼爱”就是广博的大爱和至善。春秋滕国是中国“仁政”和“善治”思想的试验田，“善国”不仅是对孟子“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其“善治”理念也受到了墨子“兼爱”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墨两家共同倡导的“仁政”在这里双流归一，终成善国。因此，滕州不仅是中华善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和谐文化的发源地。
关于孔子、墨子、孟子三位圣贤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个时间顺序：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此时春秋时代终结）。墨子生活在孔子之后，主要活动在战国初期，生于约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卒于公元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左右。而孟子则生活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72（周烈王四年）至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三位圣贤生活的时间顺序依次为：孔子——墨子——孟子。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位圣贤的出生和主要生活的地方，孔子、墨子、孟子均为鲁国人。孔子生于鲁之陬邑（今曲阜市东南部），墨子生于小邾国一个被称为滥邑（后归依鲁国，在今滕州市东南部）的地方，“滥”是“邾分三国”（邾、倪，又称小邾、滥）之后独立的小国。孟子为鲁国邹人（邹，即邾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陬邑与邹地，在许多古代典籍记载中多与邾国（也称邾娄）密切相连。《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鲁伐邾，取訾娄。”此地归鲁后，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食邑，称陬邑。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生孔子，地已归鲁，故孔子为鲁人。这样看，邾国就成了孔子父亲的封地。至于孟子的父亲就更有意思了，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庙里，孟子的父亲的碑刻上被称为“邾国公”。
至此，可以看出，在方圆百里之内，依次先后诞生了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三位圣人又都与邾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孔子怀着与人为善的理念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终身克己，复礼无望，深感“吾道穷矣”的“万事师表”孔子患病而卒，享年73岁。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墨子在学习孔子的思想之后，却发现孔子之术有诸多复杂的“礼”、“乐”和一些不和时宜的观点。于是，他决定在吸收孔子之术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自成学派，创立墨学。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是一个身体力行思想家，他不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墨子强调“兼爱”和“非攻”，当他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时，即派弟子赴宋国支援，他自己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到楚国说服楚王和鲁班，不要攻打宋国。令人可悲的是，当墨子冒生命危险止楚攻宋，使宋国免遭兵燹之祸后，在他回家的途中，宋国的百姓居然不允许他在里巷的大门内避雨。这种不被理解，并没有能阻挡墨子利人和利天下的美好愿望和抱负，他依然是一如既往地为和平而奔走。在面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中，墨子不仅支持小国自强和防御，而且还敢于同大国作面对面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孟子是相对软弱的。
孟子约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他也因之成为孔子之后集大成的儒家传人。出于学派之争，为了捍卫孔子的尊严和儒家的学说，孟子对墨子有不公正的评判，他甚至不惜有辱儒家斯文，连骂人的话都用上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谩骂归谩骂，在内心，孟子还是不得不佩服墨子的。事实上，孟子思想的形成是深受墨子影响的。他曾由衷地赞扬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百家争鸣中，无论是儒与墨，还是儒与法，既相互对立，同时还相互摄取，相互融合。孟子少年时代，正值墨学鼎盛之期，受到墨学影响自然很大。对于墨家学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孟子曾感叹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由此可见，墨学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成为百家显学和社会主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正是受到了墨子重视底层劳动人民利益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墨学不仅对孟子本人的“仁政”思想有较大影响，而且对其家乡后世的国君滕文公更是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362年，有一天，孟子不远千里从邹来到位于河南开封的魏国国都大梁面见梁惠王，此时的孟子已是63岁的老者。梁惠王看到的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孟子，已是须发偕白，便用一种怀疑的口气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来见寡人，有什么高见可以让我的国家得利吗？”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何必言利呢？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在这个故事中，孟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义利观——重义轻利。这种义利观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的心目中，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遭受贫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孟子对义的理解则更向前大为发展，他把义与生死相比，当义与生命发生了冲突，他宁可为义而慷慨赴死。对于生与义，孟子有一断最精彩的语录：“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
从《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一生当中与两个君王比较要好，一个是魏国的梁惠王，一个是滕国的滕文公，但为什么滕国成为了他的“仁爱”和“善政”思想的实验田？其根源在于，战国中后期，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大国诸侯之间忙于合纵连横、杀伐征战，成就霸业。孟子的“仁者爱人”之术当然不会受到诸侯的采纳，而处于大国夹缝中、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小滕国自然是被征伐和兼并的对象。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孟子与滕文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成为理论与实践的最佳搭档。滕国不但是善政的试验田，而且还使孟子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理想中的“仁政”变为现实中的“善政”和“善治”，从而探索出一种封建时代的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
早在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多次向孟子求教治国之道，孟子对他“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当国之后，干脆就把孟子请到滕国的上宫，问政于孟子。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一天，滕文公十分不安地来找孟子说：“齐人将筑薛，甚恐！”原来，滕文公听说齐国人又将在他们的辖地薛国修筑城墙和工事，他很害怕，问孟子自己应该如何应对。孟子对他讲了一番周文王的故事之后，劝说滕文公说：“一个国君，只要实行善政，他的后世子孙必定成就事业。目光远大的国君创立基业目的是流传后世。齐人筑薛，您如何能阻止他们呢？您只有努力实行善政。”
对于同样面对大国威胁和强敌来犯这种事情，墨子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墨子·鲁问》载：鲁君问墨子：“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回答说：“当然可以救啊！”然后他就对鲁君讲述了昔日禹、汤和周文王、周武王靠仁义取得天下，而桀、纣和周厉王则因行暴政被推翻的历史教训。他告戒鲁君，只要上敬天地、下爱百姓、外交邻邦，就可以化解灾难。然后，墨子又赴齐国，说服齐王放弃攻鲁。两件同类的事情相比，墨子的做法要比孟子到位和实际。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继续强调爱有差等。这也是他与墨家的“兼爱”分歧最大的地方。孔孟主张爱有差等，提出爱父子要胜过爱兄弟，爱兄弟要用胜于爱邻居。墨子“兼爱”的则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种爱是不分贵贱和亲疏的。由此可见，孔孟的“仁爱”是“仁者爱人”，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人爱人人”。这两种爱相互比较就可以看出，孔孟之爱是一种有选择的爱，墨子之爱是一种“博爱”。如果说儒家“仁爱”是人世间美好的善与爱的，那么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世间广博的“大爱”与“至善”。正所谓大爱无疆，止于至善。只有“人人爱人”才能达到“人爱人人”，只有“我爱人人”，才能“人人爱我”。这种大爱与至善也正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当齐国占领燕国之后，其它诸侯国谋划要救助燕国。齐宣王找来孟子商讨决策。孟子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汤是一个仅有七十里的小国，都能够统一天下，孟子并不反对齐国攻打和占领燕国，他认为，“燕虐其民”，齐国攻打它是拯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但占领燕国之后，接下来就要对燕国百姓施以仁政，这样才可以天下归心，长治久安，天下各国也不敢与之为敌。
孟子的善政思想还在于，他提倡领导者要善于用人和科学决策。他用齐宣王作过比喻。齐宣王要建造大的宫殿，让工匠寻找大的木料，结果工匠把木料找来之后却把木料加工小了。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齐宣王犯了外行指挥内行的错误，让工匠放弃自身所学，听自己的胡乱指挥。孟子尖锐地指出，这就如同雕琢玉器就必须请玉匠，却不要胡乱指挥玉匠一样，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墨子思想，其“善治”的内容则表现得更为科学和与时俱进。兼爱——坚持爱无差等，追求社会大同；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倡导天下和平与社会和谐；尚贤——主张贤者治国，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尚同——坚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主张建立核心价值观；节用、节葬——摈弃陋习，建设节约型社会。墨子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理所当然会成为显学，但这种平民思想在封建时代决不会被王侯将相所采纳，这也是墨学在汉代以后日渐式微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时代，墨学将会迎来两千多年以后的再次复兴，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考察过滕国故城的学者都知道，滕国故城至今依然矗立着一座保护完好的文公台。虽然今天的文公台已经过历代重修，但滕国故城的古城墙和文公台的台基足以能证明：文公台即为古滕国遗迹。也有学者说文公台是滕王阁的雏形，筑土为台，台上建阁，这种理解也有其道理。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公台的前方左右各有一方水塘，这两方水塘即是传说中的“灵沼”。
关于灵台与灵沼，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引用《诗经》记载的周文王为国祈福以民力建造灵台、灵沼的故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文王开始筹建灵台的时候，先让人测量和设计，然后百姓齐来建造，不日就竣工。在建设过程中，根本不用督促，百姓都是主动来做工。竣工之后，文王来灵台与灵沼，看到母鹿肥美，鹤翔鱼跃，百姓欢歌……一幅多么美好的君王善治，与民同乐图啊！在这个故事中，《诗经》以优美的文笔描写灵台、灵沼建好之后，周文王受万民拥戴的场景。由此而断，文公台即是滕文公依照孟子之言效仿周文王建造的灵台。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滕州的两个人物十分关注，一个是墨子，一个是滕文公。
毛泽东称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泽东为什么对墨子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因为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实践和探索，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劳动者最光荣”，“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把实践看成是第一位的，主张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墨子就是这样一位既有理论又身体力行的思想家。
关于滕文公，大家都知道。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去河南视察时转道山东，中途在鲁南停车。他把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叫到列车上问话，对孟子与解滕文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毛泽东的这次滕州停车接见，并非偶然，他关注的是滕国的善治模式。只是，此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许多治国理想没有实现。
关于“善治”，有的学者提出“善治”是西方语境，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善治”一词的发源在中国。这个词汇的发明专利属于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第八章中有对“善”和“善治”的最经典解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这里，老子把“善”的含义理解为“七善”，在这里，“善治”这个词汇是首次出现。
《史记》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见到老子之后，他是这样对弟子评价老子的：“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件事情足见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与佩服。
对于老子思想，孔子多有继承。尤其是老子关于的“善”的思想。孔子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治国”、“齐家”、“修身”等思想。
汉语中的“善”字的写法是：“羊、廿、口”，表示很多羊。“羊”在古代与“祥”相通，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羊多则善，羊大则美。所以，墨子说：务善则美，有过则谏。“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墨子·尚贤中》)，在墨子的理论中，他认为美与善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由此，我们可以说，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吉祥，拥有了美好。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把老子、墨子和孔子归结为“先秦三圣”即：老子为“真圣”、墨子为“善圣”、孔子为“美圣”。他认为，这三位先哲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真、善、美三个方面最初精神境界的伟人。这种分析和归结定位对于我们研究中华善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儒、释、道，还是孔、墨、孟、荀诸子，还是其他西方宗教，虽然形式各异，教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美好的追求，这就是“向善”。几千年来，“善”一直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最美好的追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滕文公等，这些中华民族的先哲圣贤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行为为中华文化留下了美好的善和爱。正是这种大爱与至善，才使得中华文化成为最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文化。从儒学与墨学的渊源以及墨子思想对“善国”和中华善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两千多年以前的滕国不但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善国，同时也是和谐文化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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