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视角的精神“望乡”
□张丽军 沈萍
作为新世纪文学鲁军新势力的重要作家，乔洪涛在承继文学鲁军乡土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的同时，结合自己独特的乡村生命体验，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了小说集《一家之主》。儿童视角作为《一家之主》的重要叙事角度，是解读乔洪涛小说的一把精神秘钥。童年是生命的原点，是一切认知、想象的起点，是个体魂灵的精神内核。童年总在历史与现实、回忆与重构中构成审美张力，激发作家的审美构思与无穷想象。乔洪涛的少年时代是在“鲁西南水泊之乡梁山县大路口乡名叫乔辛的那个平原村庄”度过的，乡土构筑了他的生命根性与精神来源。他笔下的童年总与乡土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以儿童视角入手，书写既温柔又残酷的原乡，绘制文学写作上的“望乡”姿态。
以儿童视角叙写的小说中，叙述者通常由好奇顽皮的儿童充当，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入叙事系统。儿童的天真活泼冲淡了乡村的贫乏与农村生活的贫困，儿童思维的简单直接带来行文的口语化特征，文本洋溢着乡村生活的趣味。《吹猪》以少年乔红林的视角，借“吹猪”一事讲述了“我”与姚小娟之间朦胧青涩的爱恋，乡村父母对“我”愚笨深沉的关爱。文本中儿童视角的运用总伴随着温情在字句中点滴显露。在众人将乔红林娘辛苦养了一年的土猪杀死割肉后，红林娘在一片笑声中却哭了。经过一年的陪伴，猪不单单只是糊口的生物工具，红林娘更将其视为伙伴。简单朴素的语言中暗含着普通乡村妇女的善良之心。
《世界上最好的潜水家》一篇，从“我”的视角讲述了父亲忍耐多舛的一生，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父亲本指望当兵脱离农村生活，却不料在战场受伤，被遣送回家。再次拾得农村身份的父亲自暴自弃，经奶奶做媒，心不甘情不愿地娶了“我”的傻母亲，生下了“我”和两个傻姐姐。在百无聊赖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只有潜泳能够重新唤回父亲蓬勃的生命力。奶奶死时，留给了父亲一个虚无缥缈的银罐，也留给了父亲坚持生活的希望与勇气。父亲一改往日颓容，省吃俭用，辛勤劳作，训练母亲与姐姐生活自理的能力，守护住了原本风雨飘摇的家。儿童视角的稚气单纯突出了父亲在奶奶死后对家庭的担当与责任，父亲身材的矮小与心灵的高大同时并置在文本中。父亲在“我”考上大学后，完成人父应尽的责任后，拖着两条残废的双腿潜水找寻梦中的桃花源。父亲瘦小血肉中勃发的生命力象征了广阔乡村的顽强与坚韧。
儿童视角的叙述主体是认知与理性都有限的儿童，如此一来，便使文本叙事的呈现功能大于讲述功能。乔洪涛将乡村的种种陈规陋习借儿童之眼一一展露，却收住笔锋的批判锋芒，道德化的议论和理性的说教退出了叙事的范畴，他将阐释的空间归还读者，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留白”空间。
《两不相欠》以少年乔红林的眼光将父母过往的纠葛放置于现时的坐标中，却并未过多渲染父亲强暴母亲的过去之恶，反而借儿童视角，捕捉到亲情的暖意，在“我”任性失踪一天后，父亲与母亲着急寻找，父亲在夜晚终于寻到“我”时，一把拉“我”拥进怀中，责备的话却一句都没说出口，单单一句“臭小子，跟我一样”足以令“我”泪流满面，从心里接受了父亲。母亲本是强暴事件的受害者，在“我”眼中，却多了偏执焦躁的情绪，失却母性的温柔慈爱。为了报复与出狱的父亲结婚又离婚，又在离婚一个月内再婚嫁给并不喜欢的瘸子老师。乔洪涛放弃了简单的道德评说，借助儿童的视角再现生命的原生形态。
《哥哥去哪里了》借“我”的视角讲述“我爸爸”与“我哥哥”之间的故事。哥哥孙大毛在没疯之前一直是父亲的骄傲，但因为谈恋爱名落孙山之后，哥哥疯了，成为一名骚扰女性的花痴，父亲将哥哥当狗一样拴在猪圈。儿童视角自身无法“去蔽”，具有还原生活真实的功能。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乔洪涛直视乡村的现代性批评态度。
以儿童视角回瞻故土记忆、人事更迭，内含着作家诉说乡愁、返回原乡的冲动。儿童视角所带来的叙事语言上的朴拙单纯暗合乡村的质朴，乔洪涛行文以人物口语展示故事情节的方式也暗合乡村人简单的思维言语逻辑，借助儿童视角构筑的原乡精神乌托邦。《挂灯笼》将叙事时间置于大年三十，以乡村父母为远行一年的学子准备年夜饭写起，瑞雪、暖灯氤氲出一片祥和喜庆的氛围。家与乡村给了漂泊在外的学子、长大成人的儿童一个温暖的依靠。
乡村被学子的诗意想象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再回到乡村，竟是满目疮痍。《布洛芬》《一个人离天堂有多远》两篇以人到中年的高一歌和马文来返乡路上的所见所闻见证了乡村处于时代转型期的尴尬局面。两篇都以主人公的再次离乡作为结局。如果说，返乡是功成名遂的中年男子一次情感选择，结尾主人公的离开则是更为无奈的现实之举。农村差序格局影响下的熟人社会使得看似无奈的乡村少年离乡举动的背后依然跟随着剪不断的亲情羁绊，而乔洪涛在两篇文本中都不约而同设置了主人公长辈的葬礼，似乎暗示着亲情的羁绊，这离乡少年与乡村的唯一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乔洪涛说：“现在写作的动力是要表达，要认识我自己，梳理我和别人的生活和命运”。乔洪涛正是借儿童言说的乡村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返乡之旅。而在世事变迁中，现实中的乡村逐渐失去了作家幻想中的精神乌托邦品质，昔日乡村少年面临的精神“无乡”处境是掩藏在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下的潜影。儿时潜层的身体“依乡”与长大后精神“无乡”的苍凉对比，成为潜伏在主人公心里的精神隐痛。《一家之主》，不仅让乔洪涛更好“认识我自己”，也让同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你我“认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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