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条路
□陈赟平
一根一米来长的木棍担在肩上，身后一头挑着三十多斤重的白面，身前一头挑着四五片大约六七斤沉的烙饼。木棍是从院子角落堆柴处挑拣的，端直、干净、光滑。客观冷静地说，这东西成了自己一直使用的工具；主观激情地说，它是我生活中不离不弃的伙伴。面是父亲一手新磨的麦子面，三十来斤是自己将近三周时间的口粮。饼是母亲在打我记事起就有的大铁锅里架着文火慢慢烙的，有或烧或烤的意思。
早上六点从家里出发，先是挑着面和馍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走过一段慢下坡，三四分钟经过干涸的稠泥河床，开始爬一段较长的山路，中途得换肩、歇缓三五次，也一前一后遇见梁山、党湾两个总能听见鸡鸣狗叫、地上满是粪便的村庄，半个多钟头后到了东山梁，在梁顶吹吹风，坐一阵子，再挑着40多斤沉的东西往下拐三四拐，转过一个经常轰轰隆隆的磨房，沿着一溜豁豁拉拉的矮土墙往东走，从几根木头撑着的裂缝门里进去，就是古道小学。
其间，如果是夏天，在肩挑口粮前行的过程中，汗流浃背总是难免的，当我带着一身浓浓的汗味走进简陋不堪的办公室，意味着汗味也要传到裂缝很多的教室里去。因为往往来不及洗脸擦身，北头房檐下挂着的吊铁板就被指定的学生握着约莫半尺长的铁棒“当、当、当”地敲响了，这是上课的铃声，传开去，显得浑亮、厚重，是警醒也是催促，既针对每个学生又针对每位老师。于是，汗味在教鞭声、授课声和学生的回答声中慢慢淡下去。
我用这么三段繁琐的话叙述从家到学校的路程，别无它意，就因为这十多里的路我历经了整整四年1460个日子，已经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四年后离开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有那条路萦绕心头，搅和在自己的骨子和血液里，坐卧不宁，醒着清晰睡下不忘，以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那条路的历历在目。
那条上山下坡、宽一阵窄一阵的土路，如果放在地图上看，就是弯弯扭扭、起起伏伏的线。那条注定让我把青春消磨在此处的路，那条牵系我神经十六年之久的线，也注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的一段生命线，总是不厌其烦地引领我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就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兴许在别人眼里，它是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印记，但在我的心河里却无形中激起了一丝丝波澜、一点点情愫。这不仅仅因为最初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惊喜，还因为珍惜生命，感恩生活的情怀。
形象地说，那条路和家和小学的关系应该是：小学是一个谋生的结，在这个结上我手把手教一群流鼻涕的小学生学汉字、学唱歌、学跳舞，学做人的道理，可以说凝结着深深浅浅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学生们年幼无知、不懂事理，不存在如此感受，唯独孤单影只的我，这方面的感觉极其强烈，而这些都来自教学的长长短短、生活的烟熏火燎、家长的各种心态。
家是一个亲情的结，当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年轻，家里有父有母和三个兄弟，每次从学校返回家，那种温暖如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面对母亲简单却热喷喷的饭菜，面对父亲亲热的嘘寒问暖，面对弟兄们和睦的说说笑笑，陈旧的房屋虽然昏暗，但是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亲情。这时候，发生在学校办公室、教室和校园里、与学生相关的那些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结和结之间，就是曲曲折折、弯弯拐拐，我不得不走的那条路。它牵扯着两头、两个结，似乎是宿命，老天早已安排好的；也似乎是人为，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终于跳出农门，成了一名农村小学教师，落定在“古道”这个与我有缘的村庄和这个村庄的小学，每天像用清泉之水浇花一样，勤勤恳恳用知识的营养之水浇灌着这里最小七岁、最大十五岁的数十名学生。
古道小学一共五个年级五个班三个教室，立足现状，只能把二三年级容纳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容纳在另一个教室。也一共四个老师，大家有时候固定教，有时候穿花教，重视互帮互助，在积极探讨中教孩子们。除我是走着十五里路、翻过一座山、下了一道坡的外乡外村老师外，其他三个都是附近村庄的。我们整天除了哄孩子教学就是凑在一块儿拉家常，唠叨最多的，是职称方面的切身之事，也想着学生们以后的成长。想着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学生中有几个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国家的栋梁，能够真正为自己的家乡献计献策、出力流汗。
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了，每当夜阑人静、从俗世凡务中解脱出来后，总会回想起最初四年的教书生涯，想起从家出发引领自己到古道小学的那条路，那条天晴天阴、风里雪中陪伴自己的土路，那条从此伸进自己心灵世界、留下不灭印记的路，那条扯着我至今乃至永远感恩生命和生活的路。我斗胆想，如果有可能，我一定要将那条路写进当今小学生的教科书，用平凡的事情感染他们、激励他们。
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走已经融入自己生命篇章里的那条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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