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孔子项橐相问书》
成纪元
因我“照邑之西南有小儿山，山僧传说，皆以为小儿难孔子处。山下田夫野老，亦莫不以为小儿难孔子处”。（明?厉芳《小儿庙记》）项橐为孔子师的故事在日照民间流传也久。近年已以民间文学“圣公传说”列入日照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此，我等“好古而矜胜迹者”对项橐故事除喜闻乐见于乡土口传外，对书传文本也宜了解。如发现于敦煌文库的《孔子项橐相问书》，将项橐与孔子故事的形成由明刻本《小儿论》溯及到了《相问书》抄写的晚唐五代以前。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项橐故事文本。
一
敦煌写本《孔子项橐相问书》（以下简称《相问书》），共有十六个汉文写卷和三个藏文写卷。是敦煌俗文学传本中抄卷最多的作品。“此故事在敦煌所有俗文学中，传本最多，流传亦最广。更从其有关资料观之，不但流传广，亦最长”。（王重民《敦煌变文集》校记）这些写本抄于晚唐五代时期。在文体上，《相问书》的对话体、故事性、四言为主、韵散结合、语言通俗诙谐等特点属于典型的民间俗赋。因此，在前人以“变文”总括所有敦煌通俗文献的变文集中，《相问书》与《晏子赋》、《燕子赋》、《茶酒论》等归为民间故事俗赋类作品单列一卷。
《相问书》全文近一千四百字，前一部分写孔子东游遇小儿项橐后相互问难对答。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家庭伦理、日常生活等。小儿项橐知识渊博，对答机智，令孔子难以招架而感叹后生可畏。后一部分是五十六句七言长诗，描述了被“穷难”的孔子心有不甘，谋杀项橐。项橐身死而精灵不灭。化作森森百尺之竹。孔子惶怕，乃于各州县设立庙堂祭拜小儿项橐。
孔子、项橐作为先秦人物，多见于秦汉以来史籍中。孔子以创立儒学为天下知。项橐自始就以聪明小儿为人喜爱。如首次提到项橐的《战国策·秦策》中。“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即被人们引为典实。东汉以后，项橐之名在民间流传中由原来的“橐”字普遍改为音似的“讬”或“托”。这或因“橐”字生僻不易识读也不便抄写。也说明项橐故事早在写本时代就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项橐事迹也见于唐代盛行的诗歌中。如敦煌出土的诗卷中有赵嘏的《读史编年诗卷上并序》。其序云“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在《七岁诗》中写道：
孔融幼女毁齿年，引颈就戮忻忻然。
谢庄父子擅文雅，项橐师资推圣贤。
项橐不仅为儒者尊，也被道家推崇。如唐代著名道士、诗人吴筠在其长诗《高士咏》中有项橐篇：
太项冥虚极，微远不可究。禀量合太初，返形寄童幼。
孔父惭至理，颜生赖直授。泛然同万流，无迹世莫觏。
此诗与三国魏人嵇康的《高士传赞》有关。李善注《文选》中，在颜延年“庶士风流，万流仰镜”句下引嵇康《高士传赞》谓：“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言与万物同流匹也。中国散佚而日本有传的汉籍《玉烛宝典》中有“幼儿睿悟，大项是也”的记述。其注解也引用了嵇康《高士传赞》。对项橐也以“大项橐”相称。（有时为“太”字，“太”通“大”）。
项橐为孔子师的故事，还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合二为一出现在汉墓石刻画像中。孔子曾拜会老子，向老子问礼，如《史记》载“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将孔子师项橐与师老子画于一图，强调的是“圣人无常师”。如南宋诗人刘克庄《杂咏一百首》之《项橐》篇云：
义理无穷尽，宣尼或未知。
老聃与项橐，圣岂无常师。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先后出土于多地。如内蒙古的和林格尔，江苏的徐州、宝应，陕西的绥德等地。最为多见的是山东鲁南地区，如嘉祥、汶上、平阴、邹城，藤州等地都有出土。仅嘉祥一地就有多件画像石出土。山东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孔子见老子画像原石都出土于嘉祥。
孔子见老子图的一般格套为孔子与老子相向而行，孔子身躯向前微拱，其身后有门生弟子几人不等，手捧简牍。老子拱手或持手杖，二老戴进贤冠。二老之间有一小儿即是项橐，与老子同列，面向孔子。
二
《相问书》作为通俗文学作品，是经过长期口头传述而积累形成的。所以作品在传抄中没有固定作者和确切的形成时间。属无名的，民间的集体创作。因此，对《相问书》的故事来源应历史和多元的了解。
首先是有关孔子的故事。最明显的是魏晋时《列子·汤问》中“两小儿辩日”的故事。
这则故事与《相问书》的相似不仅是故事开篇交待孔子出现背景（东游），人物（小儿）的相同。更重要的是其问答辩难的方式和“孔子不能决”，受小儿讥讽的结局，以及近似故事赋的调侃风格都与《相问书》整篇作品极为“神似”。可以说“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是《相问书》体式的先河。
其次是与《论语》有某种关联。《相问书》既然讲孔子的故事，又是问答形式，就难免与集圣人之言的《论语》有所联系。如出土于吐鲁番唐墓的《论语·郑氏注》残卷中抄有“项橐七岁知事，甘罗十二相秦”的句子。同时还出土两件“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断简。其对话内容与《相问书》基本相同。由抄写题记纪年知此书写于六六二年。早《相问书》近三百年，应该是《相问书》的前身。在流传中改成了孔子与项橐的问答。这个与孔子对语的子羽即是《论语》中提到的澹台灭明。《论语·雍也》有子游对他的一番评论：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是说子游做武城的长官，孔子问：你在那儿得到什么人才没有？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品行端正，无公事不入县官之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其容貌丑陋。从孔子受业，孔子认为他才薄，不被重视，可后来他去江淮一带，弟子竟达三百多人。名扬诸侯，孔子知道后后悔自已“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还有《论语·子罕》中提到的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史记·孔子世家》中“党人”下有“童子”二字。说明“达巷”不是地名而是人名，并且是名小儿。《汉书·董仲舒传》记：“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此“不学而自知”的“达巷党人”即是项橐。钱穆在《先秦诸子纪年》表示汉代儒生认为《论语》的“达巷党人”就是项橐。
《论语》中有些论句被植入到项橐故事中，似乎成为文之所出的背景。如《论语·季氏》中，“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汉代王充在《论衡·实知》中批驳生而知之观点时，从设问到结论都以项橐说事：
难曰，夫项橐七岁教孔子，案七岁未入学而教孔子，怕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橐之类也。”
再如《论语·子罕》中，“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相问书》在答问结束后有“夫子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在后来的《小儿论》中，这句夫子之叹干脆直接用了《论语》的原句。
实际上，项橐与这句“子曰”早就被人写在一起，即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中记载
“……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故孔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此之谓也。”
《相问书》答项中有的以《论语》中的儒家观点作答。甚至以“子曰”来答子问，使故事诙谐有趣，也暗合了“孔子师项橐”之说。最明显的如“孔子邀小儿共游”。
夫子曰：“善哉，善哉，吾与汝共游天下，可得已否？”小儿答曰：“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待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吾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小弟，当须教之。所以不得随君去也。”
这一回答的中心意思就是《论语·里仁》篇“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本来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儒家孝道，而《相问书》以小儿语之，恰到好处。
又如《相问书》中孔子问小儿“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接着孔子以夫妇“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来误导小儿，而小儿答曰：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之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子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
项橐的回答完全是孔子伦理观。夫妇关系为人伦，与父母天伦、骨肉之亲不能比。因此答问时首先连用了两句“是何言与”（这是什么话呀！）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而这句“是何言与”恰恰就是孔子在回答弟子所问孝敬之道时用过的，具体内容见《孝经》第十五章。
第三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受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如《相问书》中项橐反问孔子：
“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能长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颈长，松柏冬夏长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蝦蟆能鸣，岂犹（由）咽颈长？龟鳖能浮岂犹（由）脚足方？胡竹冬夏长青，岂犹（由）心中强？”
这段问答来源于民间笑话。见传于隋人候白撰《启颜录》中山东人考女婿的“难题故事”。《启颜录》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书之一，全书不存，有遗文传世，敦煌文书中也有《启颜录》写本。
再如《相问书》中关于天地之问：
夫子问小儿曰“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丈？天有几樑？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也？露出何处？”小儿答曰：“天地相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风出苍梧，雨出高处，霜出于天，露出百草，天亦无樑，地亦无柱，以四方云，而乃相扶，故与为柱，有何怪乎？”
与此相似的问答也出现在敦煌写本《晏子赋》的晏子与王答问中。这说明这种源自民间祭祀祝语的天地之问早有流传，常被用于答问体的通俗故事中。有出土文书证明，此问的内容可追溯到汉晋时期。如《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有简文：
田章对曰：“臣闻之，天之高有万万九千里，地之广亦与之等。山丘谿谷，南起江海”
田章是民间传说人物。据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载，他是人间凡夫与天上仙女所生的神童。曾为皇帝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
第四，从《相问书》的语言风格等文学要素上也可看出故事的诸多历史人文特征。如《相问书》的孔子问无：
夫子问小儿曰：“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无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域无吏？何人无字？”
这一口气连续十六问，既是汉赋的铺排，又类似屈原的《天问》，正所谓“汉赋楚影”。使问答有论辩性和紧张气氛，加之整齐的四言句式，韵散结合，使问答内容丰富紧凑，动听易记。
《相问书》中谐隐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故事的游戏效果。《文心雕龙·谐隐》篇说：“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这种隐藏意思，故意不说明白的问答能引起听者注意并加思索，故有一种“猜”的乐趣。如《相问书》中：
夫子曰：“汝知屋上生松，户前生苇，床上生蒲，犬吠其主，妇坐使姑，鸡化为雉。狗化为狐，是何也”？小儿答曰：“屋上生松者是其椽，户前生苇者是其箔，床上生蒲者是其席，犬吠其主，为傍有客，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鸡化为雉，在山泽也，狗化为狐，在丘陵也。”
《相问书》故事无论是启蒙教化还是游戏娱乐，总是以智慧取胜，所以出现孔子杀项橐的暴力情节，和项橐悲惨、孔子凶残的故事结局。既出人意外又不在情理之中，因此，除了敦煌写本有孔子杀项橐的描述外，流传后世的项橐故事文本中不再见到，在口头俗讲中，也大多不被采用。
三
手写本《相问书》一类的项橐故事在接下来的宋元刻本时代如何流传尚不见载籍，从明代流传的《小儿论》看，与《相问书》大同小异。基本的故事内容无太大变化。只有孔子杀项橐的内容多被删除。故事结束时孔子感叹“后生可畏”或“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有的在孔子感叹后故事继续，写孔子遇到项橐父母并难为之，于是项橐再度以聪明机智使孔子认输。这部分后续的内容往往以本土化故事内容加入，有地域特色。
项橐故事流传中也有以类相从，对问答事项添加、扩写或改写的。如问“谁亲”部分，藏文本，与《小儿论》《新编小儿难孔子》，台湾本《孔子项橐论歌》，都在夫妇、父母之外增加兄弟关系之问项，项橐回答是：“其兄弟如手足，兄弟难以再换，夫妻是衣服，衣破再缝又得其新”此答最后的一句“三窗六螢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皓月之明”也是《相问书》没有的。
也有改编，承袭同类通俗故事的。如“问天地”部分，《新编小儿难孔子》已变为：
孔子曰：“你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致中？何左何右？何表何里？风从何起？云从何生？天地相去几万里？”小儿答曰：“九九八十一，乃天地之纪纲。八九七十二，阴阳之致中，山东为左，山西为右，山外为表，山内为里，风从地起，云从山生，天地相去有万万余里。”
这段答问与《相问书》有明显差异，反而与敦煌写本《晏子赋》相仿佛。
《晏子赋》与《相问书》在崇尚智慧以及答问体论辩形式上有共同之处，其故事从《晏子春秋》中改编而来。
孔子与项橐故事也流传于周边汉字圈国家。如越南古籍中，存有三篇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其故事内容均与敦煌写本《相问书》相近，但故事的叙述次序和文字上更接近于敦煌藏文本和《小儿论》，如越南本有：
三窗六牗，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
此答句只见藏文本和《小儿论》。故有论者认为越南本和藏文本《小儿论》关系密切，是与《相问书》同源异流的南方传播系统。
汉字较早传入日本，到了遣隋使、遣唐使时代，日本全面接受“唐风”文化，日本留学僧从中国不仅带回汉文典籍，也带回当时民间以抄本流传的东西，如通俗文学、佛教文学等。“也就是说，敦煌石窟中封存的东西，在日本也有存在。”（王晓平《从敦煌到日本海》）这也是有些汉籍在中国不传，反而见之于日本的原因之一。
孔子项橐故事在平安时代以后的多种书籍中有摘录或改编，如成书于平安朝末期（十二世纪）的《今昔物语集》，在中国故事《臣下孔子路遇童子问答》问答中有《相问书》的论避车，论作戏，问姓名，问无?问答内容。
日本的孔子与小儿故事多出现于故事集和启蒙教训类书籍中。如《俊赖髓脑》、《三教指归注》、《十训抄》、《唐镜》、《和歌同蒙抄》。其用途主要是启诸童稚。如在故事集《宇治拾遗物语》中有一则《八岁童子孔子问答事》，说从前在唐国，孔子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八岁的童子，问孔子说：日入之处与洛阳哪一个远？孔子答：“日入之处远，洛阳近。童子说：日出日入看得见，洛阳却看不见，所以说日出处近，而洛阳远。”这显然出自《世说新语》“夙慧”篇。《世说新语》是南朝人编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很早就传到了日本。这则故事改编中舍去了“举头见日，不见长安”的政治意涵，而保留了智慧之辩的乐趣。
传衍于日本的孔子项橐故事多以“孔子论”为题。据牧野和夫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写的文章中介绍，日本现存六种《孔子论》，分别是十六—十八世纪的抄本。曾经是日本人常置左右的幼学、汉学入门书广泛流传。以牧野本《孔子论》为例，其内容与《相问书》基本相同，只是在问答次序上有个别不同。如《孔子论》中第一问是“论避车”《相问书》是“论作戏”。还有的问答内容大同小异，差异在问项的多少上。如《相问书》中孔子问无是十六问，而《孔子论》扩展为二十四问。其中有十问是完全相同的。
《孔子论》与《相问书》的接近还体现在二者均无藏文本中“孔子邀小儿结盟”的内容。而“屋上生松”的问答只在《孔子论》与《相问书》中出现，藏文本、越南本、及《小儿论》都无此内容。
《孔子论》与《相问书》最大不同还是《孔子论》中没有孔子杀项橐内容。这与国内有些传本一样，“值得注意的的是，日本流传的各种本子都没有孔子欲杀项橐的记述。”（王晓平《唐土的种粒》）。因此，日本故事中的孔子和项橐，全以智慧为论议。孔子不被神化。即使被有所调侃，也不失为不耻下问之谦和长者形象。在投合人们挑战权威的反叛心理的同时，也不至于“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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