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除了文字，古人也用图像和器物记录历史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6期，原题为《形象与史学——兼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者赵连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为节选版本，原文注释从略。
什么是形象史学
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以往的通史、断代史基本都以文字表述为主。这种表述方式沿用至今，已有约三千年之久，为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承立下头功。但是，一切事物都具有其不足的地方，文字也是如此。在记述历史文化方面，文字具有简便易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利于保存，承传方便等优点；不利的方面在于，文字记述的历史文化比较抽象，客观度难以把握，特别对一些相隔久远的名物的记载、描述，就更是难以具体。因此，要想通过纯文字记述的历史文献，去准确、客观地把握叙述对象的细节，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解认识上的困难与问题。尤其在涉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史的记录和研究方面，单纯的文字表达，准确性、客观性和细节把握的问题更是突出。
这类问题，在各代史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关于深衣的记载，问题就比较典型。深衣是春秋时期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轻礼服，东汉以后逐渐消失。历代文献中，多是对深衣的抽象文字叙述，后世研究者也是通过历代的文字描述，采用文字证文字的方式进行研究说明，由于过于抽象，一些结构问题的叙述往往难以明确。其中对深衣“续衽钩边”的文字描述，最为令人不解。东汉郑玄作《礼记·深衣》注，解释“续衽钩边”，言“钩”如“鸟喙”之“钩”，若汉代的衣裾。唐孔颖达疏云：“衽当旁者，凡深衣之裳，上二幅皆宽头在下，狭头在上。”由于郑、孔二人的解释有些过于笼统，历代对“续衽钩边”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至清代，深衣形制问题已经被反复论述，吸引了诸多学人的参与，甚至争论。
直到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了深衣实物，深衣的形制才告明确。类似的问题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还有许多，如果继续沿用这种以文字证文字的方式，学术研究依然大受局限，此类问题若想得到有效弥补，引入形象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
续衽钩边深衣
具体而言，这种新的研究形式，就是借助出土与传世的岩画、造像、壁画、书画、服饰、建筑、家具以及陶瓷、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等一切图像和器物为工具，并充分利用这些文物所特有的直观性，先将所要研究问题对象涉及的文物形象、故事表现进行有序排列，通过认真观察、比较每件文物的质地造型、纹饰色彩、故事内容等，分析出它们的特点，从这些文物的形象中努力寻找出同类、同时代的共性与差别，找出相承时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类文物、故事场景、历史背景间的异同规律，在对它们的形象内容有了基本研判的基础上，再结合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而得出结论。这个过程，就是形象史学的研究。
形象史学的传统
形象史学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不全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代早已有之。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发现的彩陶舞蹈纹盆，内壁绘有三组舞蹈人，每组人都正在手拉手欢快地跳舞。所表现的，可能是距今五千多年前，文字还没有发明时，人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场景的记录，也可能是对其先人生活的纪念性描述。这或许可视作古人用形象表现历史文化的滥觞。
之后，利用形象表述文化生活和历史的实例不断出土，各种质地的实物表达着不同的内容，比较典型的有：安徽凌家滩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雕刻玉人，他们都身着不同的服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服饰习俗；河南省汲且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和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渔猎水陆攻战纹壶，表现了古人水上和陆地交战的战况和人们鱼乐生活的场景；河南省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漆器残片，绘有战国人物生活场景；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人物帛画，表现的是人与龙凤升天思想理念等。
在众多表现历史文化形象的文物中，较早表现稍长时段历史人物和故事的，当属东汉时期广为盛行的画像石、画像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东汉晚期的武梁祠画像石，祠堂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绘者所创作图像受到了司马迁《史记》等史观影响，并在对历史的观察选择与研究认识基础上，精心绘制了许多历史人物与故事场景，其中有头戴笠帽、冕冠，身穿衣裳的伏羲、祝融、神农等“三皇”，与颛顼、帝喾、尧、舜、大禹等“五帝”；还有了长发短衣装束试图刺杀秦王嬴政的荆轲。画像石的内容从上古到汉代，时间跨越两千年，但服装形象基本都是东汉时期的风格。这些形象特点充分地反映出画像石创作者对历史人物、故事的理解和认识。方法上，画像内容中，不用或少用文字，而采用了主要以图像形式进行历史故事表述的方法。这种研究和表述方法，与形象史学研究方法相符合。
荆轲刺秦王 武梁祠画像石
陶俑、石像生是中国古代形象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上世纪七十年代始陆续发掘的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其中的典范。从西汉开始，石像生在社会中逐渐流行，经南北朝的过渡后，至唐代发展成为重要墓葬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大部分帝王陵寝及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族墓葬前，都有仪卫守立的石像生。这种习俗两宋依旧盛行，一直影响到明清。
魏晋以前，绘画多出现在墓葬、祠堂等与祭祀有关的场所，晋代开始发生改变。东晋画家顾恺之作《洛神赋图》，在以画代史言情的同时，也使绘画形象艺术走向社会现实生活。从此，以绘画形式表现现实或历史文化的作品不断出现，如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北宋《大驾卤簿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代赵雍《先贤图》，明代《出警入跸图》，清代《康熙南巡图》等，影响深远。
“左图右史”是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传统之一。现存文献中较早以文字和形象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著作，是北宋聂崇义的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新定三礼图》。北宋建隆三年，聂崇义根据东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六种三礼名物旧图，“博采三礼旧图”考订而成。该书二十卷，按照目录排序为冕服图、后服图、冠冕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弓矢图、旌旗图、玉瑞图、祭玉图、匏爵图、鼎俎图、尊彝图、丧服图、袭敛图、丧器图等，共计三百八十一幅。
从书中舆服、王室建筑、祭祀、丧葬礼器等名物图像来看，作者除参考了《周礼》等先秦文献和东汉以来流传的形象文献外，唐代等相近朝代的一些其他形象史料也对其有一定影响。以书中记载的冕服系列为例，其中衮冕图像的冕板、冕旒、衣裳、芾、舄等一部分风格多与唐初阎立本所作《历代帝王图》中晋武帝等多位帝王穿着的衮冕接近。而《历代帝王图》帝王冕服中的通天冠、天河带等晋唐时期加入冕服中的内容，则没有在著作中体现。这表明，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时，在参考阎氏作品内容过程中，对冕服的演变过程是有比较研究的，冕服的基本形象是以古制为基础进行确定的。
晋武帝画像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到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图文结合记述历史的形式达到了较高程度。明代王圻父子所撰百科类著作《三才图会》，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分天文﹑地理﹑人物﹑宫室﹑器用、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等十四门。书中各类名物有古有今，史叙结合，基本以一文配一图，文字与图像结合简练。该书是中国古代以文字结合形象阐述名物、人物历史的代表作之一，虽然个别考证存在一些问题，但多数记述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以图象配合文字记载历史甚至被一些学人当成了必要的研究手段。如章学诚在对天象、地形、舆服、仪器等文化史的研究后，感觉到有些内容的研究，形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把文字难以注述的内容，用绘图的方法解决。
使用形象或文字辅以绘画形象的文物和文献著作还有很多，如表现历代地理的舆地志，战国《山海经》，北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明代徐一虁《大明集礼》、张居正《帝鉴图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清代官修《大清会典》等，历代累计，粲然可观。
可见直观的形象图画或图像加上文字的表述方式，在古代长期的历史研究中，都曾经被使用过。
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及实践
浩如烟海的各种文献，传承着绵绵不息的中华历史文明。从早期文字未出现之前用简单形象反映历史文化生活开始，经过文字出现以后，利用文字完成的最早一部史书《尚书》至今，历史修撰和文化研究已经过了数千年。此间，记录和研究历史文化的表现方法经历了多种形式和变化。
首先，是完全借用形象对单一名物或故事的记录。比如，良渚文化遗址多次出土的礼器玉琮，作用之一就是身份的象征。再如，汉代画像中的“二桃杀三士”，是春秋时期利用计谋杀人消除祸患的历史表述。
其次，是文字结合器物形象来记录和考证历史。比如，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毛公鼎，不仅是重要的礼器，而且还有近五百字的详实铭文，记录了西周晚期一部分真实的历史。上文提到的《新定三礼图》，也是古人文字结合形象考证历史的代表形式。
再次，纯粹用文字来记录历史。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
上世纪随着考古学科的迅速发展，各类文物不断出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素材和证据。国学大师王国维适时提出了用传统文献结合出土文献解决历史问题的“二重证据法”，历史研究的方法才有了新的变化，且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较好的成效。
沈从文继“二重证据法”后，进一步发展了文物结合文献研究解决历史问题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沈从文提倡的这个注重“实物”的研究方法，就是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经他近一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成功，证明了该方法的科学性。
可以看出，中国历代历史研究的方法形式各异。然而，对历史的研究是无止境的，表现形式也同样存在发展的空间。尤其是考古文物学科的快速发展，为形象史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研究方法逐渐被学界认同，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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