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以回忆的劳工经历，一个无处伸张的身份非典型被掳劳工的维权之难

济南时报 2017-05-29 14:05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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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守贵老人回忆1941年被日本兵掳往东北的经历记者郭尧摄

因白内障失明的曹守贵，独自在家中生活。记者郭尧摄

87岁

的曹守贵，身世坎坷——10岁左右时，他全家从商河县玉皇庙镇被日本侵略者拐骗至东北当劳工，成为“连行者”（在日语中是个轻蔑的称谓），却在当年被意外遣散，捡了一条命；回乡之后，他安然度过大半辈子，却膝下无子，老来孑然一身，双目失明无人照料。

如今，山东劳工对日涉战企业的维权索赔首获突破，然而曹守贵却想不起当年是哪家日本公司掳了他全家，维权遭遇困境。

赔偿仪式的“缺席者”

5月21日，“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仪式”现场，曹守贵的名字被多次提及。当天是一场迟来的仪式，仪式的主角——济南党家庄被掳赴日劳工张景全，已在3月30日去世，3月21日他的银行账户获得10万元赔偿款到账，他也成为山东省内第一个获得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赔偿的劳工。

当天的仪式上，主办律师傅强表示，仪式的目的在于让更多劳工本人和遗属知道首例索赔成功这件事，从而呼吁更多的劳工站出来要求赔偿。

但是，曹守贵始终未出现在现场。他曾获邀参加这场仪式，但主办方当天给出的解释是“老人有病来不了”。其实，他并没有很严重的疾病，因为没有子女，加之患有白内障，所以无法离开他所居住的商河县玉皇庙镇夏家村。

5月23日，87岁的曹守贵孑然一身地坐在夏家村的家里，他是夏家村唯一在世的被掳劳工。1941年春，包括曹守贵父母在内的夏家村几十名村民被日军威逼利诱掳往驻扎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企业。

曹守贵说，被掳往东北从事重体力劳动期间，全家干活的人只有他父亲，与其他劳工一起修路、开山、运土。“俺爹经常挨棍子。有的人死在那里了。幸亏俺们村去的人多，不然死了都没人埋尸。”据称，当年那批被日军掳走的村民，除“夏清福”死在东北之外，其他劳工及家属均在1941年冬天被遣散回家。

直至今日，夏家村对“劳工”的称谓和历史并不陌生，因为很多农户的直系长辈或亲戚都有过被掳劳役的经历。比如，现在夏家村的村支书赵传文，他的老爷爷当年也是被掳往“伪满洲国”的劳工。所以，赵传文对无儿无女的曹守贵多一分尊重和照料。

曹守贵惋惜未能参加21日的那场赔偿仪式，但相较于那些抱恨去世的劳工而言，他还有机会。

举证之困

“被日本鬼子抓走当劳工修路”是夏家村村民的共同记忆，但无人知晓当年是哪家日本企业奴役了他们的长辈。因白内障失明的曹守贵，在回忆起这段亲历往事时，双眼更加失神，“想不起来，我脑子里只记得三个字，‘义科达\’（音）。”

因当时年幼，曹守贵的记忆中有大片空白，他无法解释日本兵为何会在春天来村里抓人，更解释不通村民为何在当年冬天就被遣散回乡。在他的回忆中，父亲并没有得到劳动报酬。

根据现存史料，无论是在掳骗还是奴役华北劳工期间，日本方面都曾表示会给“工资”。但日本方面同时限制赁银汇兑与流出“满洲”。1940年，日本方面严格限定进入“满洲”打工的华工，向家乡汇款、携款回乡时额度不得超过50元。这意味着，华北劳工在东北用命换来的积蓄无法带回老家，导致华北劳工在1941年以后拒绝再去东北。

因此，1941年11月，日本在“伪满洲国”颁布实施《确立劳务新体制纲要》，决定减少对华北劳工的依赖，转而从东三省当地抓取劳动力，从而使东北本地劳动数量占比达到2/3，而华北劳工下降至1/3。

这或许是曹守贵一家、夏家村村民得以保命回到山东的根本原因。

当年，日本企业为获得日本政府的“用工补贴”，对每一位中国劳工都详细记录在案。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出版了这份劳工名单，并且成为日本三菱公司核实中国索赔劳工身份的重要证据。张景全能获得赔偿，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年龄、籍贯等信息有资料互相印证，经过日本律师团和三菱公司法务部门的认证核实。曹守贵的举证则因为太多的记忆空白而遭遇困境。

举证的突破点，也许就存在于曹守贵屡次提及的1941年——当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成立，该机构是日本军部与日本政府直接策划操纵的、强征强掳华北劳工的执行机关。所以，找到“华北劳工协会”的相关档案至关重要。

还有一条线索可在战史中寻觅：据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著《中国抗战军事史》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史》等书记载，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春至1943年末对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多次“扫荡”，抓捕战俘近8万人，此外还抓捕根据地平民8万余人，充当战俘劳工输往“满洲”。而在此之前，华北各省在经历1937年七七事变、1939年特大水患之后，农业和工商业遭到致命破坏，城乡破产流民较多，早已被日本视为“东亚劳力供给源泉地”。

27日下午，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傅强表示，他愿意帮助曹守贵维权索赔。此前，他是张景全索赔案例的法律援助者和代理人。“曹守贵给我们提出一个维权新思路。如果找不到涉事企业，那么可以起诉日本政府。”傅强说。

渐行渐远的被掳劳工

目前，绝大多数史料和研究结果都聚焦在被掳赴日劳工，但二战期间究竟有多少日本企业在中国东北奴役过中国劳工、奴役过多少劳工，具体数字并不明朗。

关于被掳赴日劳工，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的统计，二战期间共有55家企业、135个事业场参与奴役中国劳工。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共计强征中国“连行者”38935人，分布在几大财阀下属的矿区从事重体力苦役，其中三菱财阀奴役3765人。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接受济南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山东省内有149名在世劳工，而全国范围内约有780人，目前确定可以得到三菱公司赔偿的有12人。

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与被强征至日本的劳工代表就谢罪和赔偿问题正式达成协议之时，其发表的声明称，二战期间中国被强掳到日本作强迫劳动者中，山东人最多，占到近四分之一。其中日本三菱公司确认将道歉赔偿的有3765人，山东劳工占了1501人。

劳工维权的最大敌人是时间——目前有迹可查且登记在案的山东籍劳工有300多人，其中济南籍劳工在30人左右，但大部分已逝世，即便仍有在世的则属未被发现者。据称，张景全能够成为第一个获赔的山东劳工，除其本人生前记忆准确、表述清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三菱公司审核材料期间他尚且健在。

年逾90岁的王在祯身体也算硬朗，“在世的劳工没有多少了，只要活着就是活证据”。

5月23日，曹守贵坐在家徒四壁的土坯房里回忆那段往事，内墙面用黄旧的报纸糊住，在床头贴着一副大字，“宽厚忍让”。临别之际，曹守贵对记者说，“我是恨日本鬼子的。”他也要努力地活。（记者印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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