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本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选取了一组反映周恩来在“文革”时期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包括他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政策开启中美两国的友好之路,促使中日走向正常的外交交往。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1、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3、“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4、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5、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
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账,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
明天请看:为表明自己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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