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原图孔伟建传统意义上的棉衣是用棉花做的直到
点击查看原图■孔伟建
传统意义上的棉衣是用棉花做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尽管，我早已不再穿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棉衣。
二十几年前，我在曲阜读书那会儿，学校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黑布棉袄。开始是一个行为乖张的搞艺术的哥们儿穿的，留长发，内穿秋衣一件，外面连件外套也不穿，常在校园里晃荡，看着很酷。不少同学见了，都想效仿。问他是在哪儿买的？这哥们说，是家里老娘做的，这东西，市场上根本买不着。
住在城里的同学听说了，退缩了。上哪儿弄棉花去呢？就算有棉花，老娘会做这样的针线活吗？家在农村的伙计，回家后，还真央求老娘做了一件，穿了来，在校园里招摇。我记得，有一年，学校里穿黑布棉袄的哥们还真不少，简直成了一道风景。这风景，现在想来，遥远得令人怀念。
于是，每到寒冬来临，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生活，想起棉花，想起种棉生活，想起针线，想起会做针线活的母亲，还有故去的姥姥。
种棉花、收棉花、将收来的棉花加工成棉絮，纺线子，打袼褙，套棉衣，做棉鞋，哪样不是功夫？哪样不需劳动？一针一线，哪样不劳心、不费神？以前，多数家庭孩子多，为孩子们做棉衣可是件大工程。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早做准备。拆拆洗洗，缝缝补补，都要时间啊。
我小时候穿的很多棉衣都是姥姥做的，每年秋后，母亲就把她叫到家里来，帮着做饭、套棉衣。小时，只觉得刚套好的棉袄暖和，不知感恩，等懂了的时候，姥姥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姥姥没进过校门，出了一辈子力，干了一辈子活。做棉衣，很有经验，根本不用尺子量，用手比量比量，就能直接下剪子裁布。裁好布，铺棉花，铺完棉花动针线，铺棉花讲究均匀，走针线讲究针脚匀实，弄不好，会出现布棉两张皮，没法穿。做好新棉衣，穿在身上，母亲给我扯扯衣袖、衣角，整整衣领、衣扣，还时不时地用力拍拍肩头和背部，每个举动，都让我感到温馨幸福。我觉得老人做的棉衣里，有种特殊的味道，很好闻。棉花的味道、家染棉布的味道、土地的味道、阳光的味道，说不清，道不明。我会望着刚刚做好的棉衣呆呆地出神。
我穿着这样的棉衣，跟周围的小伙伴们一样，在寒冬里疯跑、在疯跑中成长，年复一年。那样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只知道，穿上棉衣可以暖和，可以过冬。
当我走进城市，我便开始作别我的乡野生活，开始连同那些曾经穿过的棉衣。它们，都被我丢弃了。
二十多年的光阴，改变了我的容颜，我的思想，连同故乡的模样。一场又一场的风，从村口进入村子，带给了村庄很多新鲜的生命，也把人一茬茬地吹老了。每次回村，总有几个老人使劲眯了眼端详我，直到我凑近他们的耳根大声地说出自己的乳名，他们才恍然大悟地“哦”一声，埋怨自己真老了不中用了。
每个人都无法预知自己将来会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当姥姥几年前以九十高龄告别这个世界时，我已十几年没穿过她做的棉衣了。
现在，我穿着所谓的棉服，不觉得冷，只是觉得离土地有些远。我穿的是鸟儿的羽毛，有时我会想，我这件衣服里，究竟填充了多少只鸭的鸭绒呢？它们在被杀死的那一刻，知道这些鸭绒的用途吗？
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棉衣有人情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别管时空怎么变化，那渗透在一针一线之中的血脉亲情始终如一啊！
窗外，寒月不语，四周寂静，我心已潸然。
散文
小白菜
■徐向阳
我是1954年“六一儿童节”出生。作为父母亲的头生儿子，二老当是喜不自禁。“找谁看孩子呢？”父母都有工作，实在是不能带。于是，母亲对父亲说：“写封信，叫我二妈妈来吧”。父亲欣然同意。
我的二姥姥收到信后，幸福得失眠了。为啥？因为她是我姥爷的姨太太，在家中没有地位，一家老少都看不起她，呼三唤四地叫她干这做那，还明里暗里称她是“二娘们”、“丧门星”。
在江苏省铜山县马坡乡大辛庄村，也就是我姥爷家，二姥姥踮着小脚，摇晃了10多里路，脚底板子打满了血泡，磨得鞋里全是血，终于来到张庄汽车站，乘坐了六个小时的敞篷卡车后，见到在济宁汽车站门口迎接她的闺女。
二姥姥一辈子没有生养，我母亲是她带大的。要论母亲与二妈妈的感情，比与她亲母还深厚。
说起我二姥姥的身世，实在辛酸。她是山东省商河县人氏，1911年出生在一个商姓的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商菜花。六岁时，家乡旱灾，她提着篮子到村南地里挖野菜，什么灰灰菜、苦苦芽、马蜂菜，均如获至宝。正挖着，来了一个五十多岁头带礼帽却不做人五事的商人（人贩子），把她又哄又吓地按在毛驴车上，乘火车把她卖给天津一个四十多岁拉洋车的车夫。该车夫姓张，夫妇膝下只有个1岁多的儿子，正好当他家的童养媳。张姓夫妇心眼还好，没有虐待她。只是“小丈夫”三岁时吃玉米杆被杆皮划伤了手，得破伤风死去了。又在张家待了五年，她“公公”也五十岁了，体弱多病，不能拉洋车挣钱，家里揭不开锅。看“儿媳妇”长相尚好，又有眼色，于是夫妇商议，把她卖给了一个关姓布店的老板当丫环。这是1927年的事。
此时，我姥爷正在东北军驻天津办事处任少校军需官。他精明圆滑，贪污受贿，积攒了不少钱。一次去关氏布店采购军需，看上了丫环商菜花。老板为拉住这个大客户，把她赠送给我姥爷当姨太太，取名赵商氏。
1936年，鬼子想进关。我姥爷带着赵商氏开溜，荣归大辛庄。置地、盖房，他忙得不亦乐乎。
二姥姥来到济宁后，全家只有两间单位分配的平房，父母一间，我和二姥姥一间。我小时很淘人，白天睡觉，夜里哭闹。二姥姥抱着我一边“嗷、嗷、嗷”地哄，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小屁股，整宿整宿不得安生。她白天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人虽劳累，但她那疲惫的面容上整天泛着笑意。
此后，我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二姥姥更忙碌了，像一头勤劳的牛，默默地劳作着。
二姥姥从未给我讲过她的身世。我父母亲一直尊敬地叫她“娘”，我兄妹三人也一直亲热地喊她“姥姥”。她的形象，永远印在我脑海里：方圆脸、大眼睛、蒜头鼻子、小嘴、乌黑的头发，慈眉善目，身段干练。
我的人生观的初成，启蒙老师之一是我二姥姥。记得我六岁时，偷摘了专署家属院的几个涩中微甜的苹果。二姥姥得知后，打了我屁股三巴掌，严厉地说：“‘从小偷针，长大盗金\’。不是自己的，就不能拿！”副专员的儿子旦旦，手拿着两根香蕉四处馋小伙伴，我伸手讨要，二姥姥看见了，低声训斥：“‘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乞求\’。人不能下贱！”我八岁时在东门大街上小学三年级，因贪玩，作业潦草且不能按时上交老师。二姥姥就规劝：“学习要认真，做事要守时。只有学好了，才能有本事。”说到二姥姥的勤俭与谦让，我记忆犹新。全家的衣服，她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父母的旧衣服、家里的旧床单，她改成我兄妹三人的褂子、裤子、裤头、背心和小肚兜。边角料打袼褙，做成棉鞋和单鞋。她拾柴禾、拾树叶、和泥支地锅来烧饭，为的是省买煤的钱。每当吃饭，她总是以“没胃口”、“不饿”为理由，把好饭菜按顺序分给我妹妹、父亲、母亲和我兄弟俩。饭后洗刷碗筷时，偷偷地吃点剩饭菜并把菜汤喝干净。以致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她患上了水肿病、心脏病。
令人揪心的1966年10月（“文革”开始后的第五个月），一天上午，我母亲单位的造反派在我家门上贴上大字报：“勒令地主分子赵商氏，十天之内把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滚回原籍劳动改造！”这对于全家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当时，我父亲因“走资派”被隔离审查，母亲是“地主羔子”而劳动改造。十二岁多的我心急如焚，年幼的弟弟妹妹只是傻傻地抹泪。走前的那几天，二姥姥把全家人的衣被洗净叠好，把屋内收拾得整洁有序。临走的头天晚上，二姥姥轻唤我的乳名：“小六一，姥姥明天就走了。你是当哥哥的，要替父母多操心，带好弟弟妹妹……”夜半时，她以为我兄妹三人都睡实了，先是亲我妹妹的腮帮，再亲我弟弟的腮帮，当亲我的腮帮时，感到我已满脸的泪水，“原来小六一没有睡！”突然，她把我拉抱起来，一老一小呜呜地哭成一团，后一老三小又哭成一团。
地主分子赵商氏罪归大辛庄劳动改造，先是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接着命她每天到大队革委会造反派那里早请示、晚汇报，还兼扫大街。此时我姥爷、姥姥早已病故。二姥姥孑然一身，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尽管如此，她仍把屋内收拾得井井有条。回村七年后一个秋日的中午，二姥姥在给生产队玉米地锄草时，突然心肌梗死，一头栽倒在地。母亲闻此噩耗，忙去奔丧。地主分子赵商氏死了，亲属不能带孝、声张、哭泣，做了一个薄木棺材（像个长条纸箱，一抬就颤晃。因为地主分子是不能用厚木棺材的。）草草挖坑埋葬，不许留坟头。
今年农历十月一（俗称“鬼节”）的前三天，凌晨四时，我突然醒了，特别想念二姥姥。于是，含泪低声唱起我孩提时二姥姥经常唱的《小白菜》：“小白菜儿，点点黄，不到满月，没了娘。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泪汪汪。想亲娘，想亲娘……”我总觉得，二姥姥是在借这歌，叹她苦命的身世，想她的亲爹亲娘……
《运河灵韵》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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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商河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