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 溪 春 晓
□徐锦庚 著
2、释印把
党员会结束后，接着开两委会。高宝清、高绍雨既是支部委员，也是村委会委员。村委会班子中，还有两名非党委员，一个叫高荣青，女的，计生干部；一个叫刘星田，村会计兼文书。高荣青进屋时，冲高淑贞笑笑，说了声“来了”，便坐在角落里。刘星田进屋后，招呼也不打，一屁股坐下，掏出香烟，点着，顾自吸着，眼皮也没抬。
郭强宣布镇党委决定后，照例问高荣青和刘星田，你俩有啥意见？高荣青很干脆，说没意见。刘星田只顾吞云吐雾，并不吭声。
郭强直接点名：“星田，你呢？”
刘星田鼻子“哼”一声，撂出一句：“谁干都一样。”
高淑贞一愣，仔细打量刘星田，见他五十开外，两眉深锁，颧骨高耸，眼睛微眯，烟在唇间抖动，衣襟尽是烟灰，脸藏在烟雾中，冷得像把刀子，显得高深莫测。她心里一颤，知道遇上硬碴儿了。
高淑贞想，要干事，得先把班子的心拢一拢，连着开了几次会。头一两次，她挨个登门通知。后来，她让人捎话。别人都来了，唯独不见刘星田，她只好再上门请，一请二请，竟惯成毛病：开会时，须得高淑贞亲自上门请，否则他不参加。
本来，高淑贞以为，高文山会给她使绊子。过了些日子才知道，他的能耐全堆在脸上，在村里没啥根基，也没啥地位，就像小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大浪。真正的对手，竟是高深莫测的刘星田。
东太平是小村，只有100多户，共300多口人，原属官道店大队，后来分出来。刘星田自年轻起，就在官道店大队当会计，资格比刘秉信还老。东太平村支书像走马灯，他却岿然不动，可谓树大根深。不过，他有“命门”：爱赌。所以，一直没有入党。
别看刘星田不是党员，更不是支书和主任，却是最高实权者——管着村两委的公章、全村土地资料、全村人的户籍册。
农村的公章有多重要？一句话：掌管村民生老病死。娶亲嫁女？先盖章；妇女生娃？先盖章；娃要上学？先盖章；儿想当兵？先盖章；杀猪卖肉？不盖章，开不出防疫证明，甭想进市场。
照理说，管公章的人，只是保管员而已，盖不盖、啥时盖，应该听村支书、村主任的。但在东太平村，公章成了刘星田私货，平时锁在家里，钥匙挂在腰上。谁想盖章，得看刘星田心情。如果他心情不好，即使村支书、主任同意，他不掏钥匙，谁说也白搭。甚至有时管理区书记、主任上门，他照样不给盖。更过分的是，村民每盖一次章，他都要收2元钱。理由是村里没给他发工资，盖章会耽误他工夫。村民恨得牙痒痒，当面却不敢得罪，只能赔笑脸。
高淑贞上任后，尝到求他盖章的滋味：村民需要盖章时，她得领着村民上他家——无论是她盖章，还是管理区盖章，都须登他家门，赔着笑脸说好话，看着他拉着脸，掏出钥匙，打开橱子，取出公章，慢悠悠盖上，从不让别人碰到章。整个过程，就像他在施舍于人，公章俨然成其私有财产。这个过程，于他是权力的享受，于人却是人格轻慢，甚至是侮辱。只有一点不同，村民盖章须付费，高淑贞或管理区盖章时，他没有开口要钱。
1996年3月，高淑贞剖腹产，生下第二个女儿，休息40天，就急着上班。这年夏天，农村开始整理土地资料，为来年的第二轮土地调整作准备。全村档案资料都在刘星田手里，村民需要频繁盖章，又遇到盖章收费的事，村民怨声载道。高淑贞决定找刘星田谈谈。
这天中午，高淑贞登门。刘星田刚吃完午饭，端着一杯茶，正在嘬着牙，见高淑贞进来，抬抬下巴：“坐。”
高淑贞在他对面坐下，和颜悦色地说：“星田哥，你盖章收费的事，村民反映到管理区了，你不能再收了。盖100个章才多少钱？影响不好。今后工资会有的，钱比这多多了。”
刘星田沉下脸，茶杯重重一搁，气鼓鼓地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咋过？以后不收就是了。”
见他这么爽快，高淑贞有点意外，很高兴，寒暄几句就告辞了。边走边想：人家虽然有情绪，觉悟也不算差，只要同他讲明白道理，他还是能接受的，看来，以后要同他多沟通。
高淑贞高兴早了。自那以后，刘星田确实没再收费，但也不办事了。村民来盖章，他说要出门赶集，没时间。晚上，村民来敲门，他明明在家，就是不开。
高淑贞想，不能再拖下去，必须解决，就向管理区副书记郭伟宏汇报，要把公章收回来。
郭伟宏沉吟道：“他管了几十年，你要收回来，他会刁难你的。”
“我不怕。”高淑贞头一扬，“他如果刁难我，我就同他干！”
“他不给咋办？你又不好抢。”郭伟宏有点担心。
高淑贞想了想，说：“我有个方案，不过，得管理区支持。”
郭伟宏来了兴趣：“你说说，只要合理，一定支持。”
高淑贞如此这般，说了计谋。郭伟宏频频点头。
这天，高淑贞来到刘星田家，对他说：“星田哥，管理区通知我，要审计呢。”
刘星田抬头问：“审计啥？”
高淑贞说：“我来半年了，要审计我的账目呢。”原来，高淑贞上任时，明水镇拨了10万元，用于东太平村的建设，包括修路、架电等。
刘星田皱起眉头：“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我记了30多年账，从没听说要审计。咋的？信不过我？”
高淑贞说：“那倒不是，这是新制度。以前，村里穷得叮当响，想审也没啥审。现在，不是有10万元吗？按规定，是要审计的。明天，你把账和公章拿到管理区去。”
听说是管理区的要求，刘星田不敢违抗，有点不情愿，嘟囔道：“就这几笔账，我记得明白着呢，闭着眼睛都背得下来，看他们能审出个啥！”
过了些日子，管理区通知高淑贞，说审计好了，把账本儿拿回去。高淑贞取回账本儿后，交给刘星田。刘星田“咦”了一声：“咋只有账本儿？公章呢？”
高淑贞说：“管理区说了，公章统一管理，今后村民要盖章，我到管理区去盖，我有摩托车，去一趟很方便，反正也不远，你也省事了。”
刘星田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愣了半晌，双手一背，低着头走了。
几天后，刘星田来找高淑贞，气呼呼地质问：“我问过别的村了，公章都在村里呢，为啥咱村的公章要上交？”
高淑贞早就想好说辞：“别的村支书都是本村的，我是外面派来的。管理区要加强对我管理呀。”
刘星田无言以对，悻悻离去。
从那以后，村民要盖章、开证明时，高淑贞腚下冒烟，即去即回，一手代办。这对高淑贞来说，工作量大了，但她很乐意，因为她巧妙地夺回了权力，也化解了矛盾、理顺了关系，村民们很满意。
不过，刘星田从此与她结怨，放风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会计，从来没有哪个书记敢‘咋几’（济南方言，意即‘怎么着’）我，就她能！”平时消极怠工，经常找借口不参加会，土地调整需要查找资料时，不时甩脸色给她看。
高淑贞一直憋着，心想：这是娘家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尽量维持着，万一撕破脸，将来就不好处了。
就这么疙疙瘩瘩着，到了第二年秋天。
有一天，村里要商量土地调整的事，高淑贞照例上门请刘星田。以前，刘星田都是找借口推。这次，他干脆连借口也不找了，直接说：“咋又开会？我没空！”
高淑贞说：“星田哥，你是会计，又是文书，你不参加，会没法开呀。”
刘星田梗着脖子说：“你不是能吗？我不干了，你爱咋干就咋干！”
高淑贞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就坡下驴：“你不干可以，把账本儿交出来，我另外找人。”
刘星田不甘被免，与高淑贞几番较量，最终败下阵来，极不情愿地交出账本儿。
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叫高玲，是刘星田本家亲戚，高中毕业，嫁到东太平村。高淑贞看她责任心强，愿意为村里做事，是棵好苗子，就有意栽培她，让她当会计和文书，还培养她入党。
3、清路障
高淑贞每次进出村，最头疼的是村外小道。东太平进出时，须经过官道店村。以前同一个大队，没觉得咋样，外出机会不多，活动范围限于本大队。分开独立为两个村后，去官道店办事少了，外出时再经过官道店，就显得绕道。于是，在官道店村外，东太平修了条生产路。所谓生产路，就是下地干活的路。要修生产路，就得占官道店的地。当年，为了修这条生产路，东太平没少和官道店磨叽，好在原先是一个大队，又都是集体的地，难度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这是条土路，坑坑洼洼，步行时三步一晃，骑自行车经常摔跤。若遇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进出须穿雨鞋。最初建生产路时，路基有6米宽，几十年下来，沿路两侧的农户，把弃之不用的砖石、瓦砾，随意堆在路旁，秸秆、农家肥一堆挨一堆。甚至还有种上桃树的，不断挤占路面，最窄处只剩一两米。别说汽车，拖拉机也无法通行，搬运个东西，只能肩扛板车推。
新官上任三把火。高淑贞走马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先修路，恢复原先路基。
要修路，就得先清障。沿路的地，大多是官道店的，要清障，须同官道店村打交道。高淑贞找到村支书李学进。李学进有些为难：“都是村民自个儿的，我说了不算。要砍掉桃树，你们得赔偿哩。”
高淑贞不以为然：“这是人民公社留下的路，路上咋能种树？要赔，让他们找我。”
“你就看着办吧。”李学进两手一摊，“我管不了，
修路我没意见，只要老百姓愿意就行。”
两个村沾亲带故的不少。高淑贞发动村民，给官道店的亲友传话。多数村民通情达理，也希望路能拓宽，他们上地也方便，所以能挪的都挪走了，用不上的就说不要了。
只有一户村民，就是种桃树那位，外号小黄鼬，要求一棵树赔500元，总共六七棵，须赔3000多元。村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赔？高淑贞托人说了多次，小黄鼬梗着脖子说：“不赔钱？甭想从这里过！”
小黄鼬为人强势，“文革”时没少折腾人。有一次批斗老支书，他把滚烫的糨糊涂在大字报背面，“呼”一下贴在老支书后背上，烫得老支书惨叫连连。平时，村民都让他三分。
高淑贞打听清楚后，找高宝清、高绍雨、高荣青商议。在场的，还有高志广。高志广比高淑贞小一辈，叫她姑，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对高淑贞很恭敬。高淑贞上任后，村里有些人斜眼瞧她，有不服的，有不屑的。高志广听到风声，力挺高淑贞。开始修路后，高志广就跟着跑腿。
听说小黄鼬耍横，高志广拍拍胸脯说：“小姑，这事好办，包在我身上！”
高淑贞乐了，知道他好喝几口，遂买来两瓶白酒，还有几样熟猪下货，落晚后，叫上高宝清、高绍雨，又拉上自己哥哥，上门犒劳高志广。高志广忙叫媳妇炒几个菜，几个人吱溜起来。
几杯酒下肚后，高淑贞停下筷子：“志广，你有啥好主意？这事不能再拖了。”
高志广酒杯一蹾，眨眨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你想啥重赏？”高淑贞以为他提条件。村里一穷二白，拿啥去赏他？
“就赏这！”高志广端起酒杯，晃了晃，杯里尚剩半杯，盯着高淑贞，“小姑，我透了，你透吗？”透是喝净的意思。
哥哥连忙拦阻：“你怀着身子呢，别喝了。”
高淑贞还有大半杯，足有一两多。她略一犹豫，端起杯，同高志广一碰，脖子一仰，杯子见底。
“爽快！”高志广喝一声彩，也一干而尽。
高淑贞放下杯子，抿抿嘴说：“志广，这条土路，老百姓已经吃够苦头，我想给村里铺条柏油路，没想到第一步就迈不开，我急啊。你别卖关子了，有啥好主意？快说说。”
高志广拿起酒瓶，给高淑贞斟满，慢条斯理：“这你别管了，今晚只管喝酒，明天早晨看结果。”
第二天上午，“咣咣咣！”一阵破锣声，伴随着叫骂声，打破东太平村的静谧。村民开门一看，原来是小黄鼬，一手拿脸盆，一手拿木棒，边走边敲，边敲边骂，话语不堪入耳，尽是恶毒诅咒。
开始，村民莫名其妙，听了一会，终于反应过来：那六七棵桃树，昨晚不知被谁砍了，齐刷刷地躺在地上！
高淑贞家在王白庄，平时早出晚归，上午进村，听说此事后，抿着嘴偷乐。
过了几天，小黄鼬找上门来，怒气冲冲，要高淑贞赔偿。高淑贞装糊涂：“是谁砍的，你找谁去，关我啥事？”
小黄鼬瞪起眼：“就怪你，你不修路，别人咋会砍？”
高淑贞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慢悠悠放下杯，瞅着他：“那是我们全村人走的路，你种树挡道，还有理了？人家在你家门口种树，你会乐意？别说我不知道谁干的，就是我们村里人干的，也不会赔你一分钱。”
“你等着瞧，我就不让你修路！”小黄鼬一蹦三尺高，撂下这句话，甩手而去。
几天后，小黄鼬又种上小树苗，东太平的村民气不平，趁夜把树苗拔了。小黄鼬改种蔬菜，村民路过时，故意踩踏蔬菜。来来回回，反复较量多次，拖延了3个多月。为避免冲突，高淑贞叮嘱，留下一个豁口，先平整其它路基。路基全部平整后，这个豁口像个癞疮疤，特别刺眼，过往村民路过此处时，都要痛骂小黄鼬。小黄鼬见惹了众怒，脸上挂不住，不再那么嚣张。
第二年开春，高淑贞张罗铺柏油路，让施工队刨掉桃树根，在豁口处填上石碴压实。小黄鼬胳膊拧不过大腿，尽管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垂头丧气败下阵来。
高淑贞挺着大肚子，天天泡在工地。站久了，腿脚肿得很粗，鞋都穿不上。婆婆不乐意了，埋怨她：“为了一条路，要把孩子搭上咋地？”逼着儿子，硬把她拽到医院。
住院一检查，羊水都快没有了。医生皱起眉头：“怎么才来住院？再晚点，孩子保不住了。”紧急实施剖腹产。
因为惦记着铺路，产后40天，高淑贞就执意出院，抱着孩子上工地。
柏油路铺好后，全程6米宽，与外面的公路相连，汽车直接进村，村民纷纷说好。高淑贞想，建设新农村，先要让路四通八达。她一鼓作气，在村庄内外继续修路。
东太平村的西侧，有个侯家庄。两村之间有条生产路，原先也是6米，路两侧耕地的主人，眼热那点路面，你一锹，我一镐，将路面刨成耕地，致使路面只剩2米多。高淑贞要把被占的路面收回来。不过，伐树还好，要想还地于路，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一户是高兆海，原先是农民，后来顶替当了教师，老婆孩子仍在村里。头年冬天，高淑贞早早打了招呼，让他少种两垄麦子，腾出两垄地，来年开春后要修路。毕竟是老师，高兆海还算讲理，说多占的地可以退出来，但如果占他的地，就要就近调给他地。
高淑贞说，可以按亩均600斤麦子、800斤玉米，折价赔给他。但高兆海不同意，坚持要补给他地。高淑贞想，来年将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需重新调整承包地，就答应了。
第二户是刘星田。他本来心里就有气，要从他碗里刨食，岂肯善罢甘休？开始，他让母亲和妻子出面，拔掉村里砸的木桩，坚决不让动他的地。后来，他也像高兆海那样，要求补给他相邻的地。
高淑贞来到地头，用脚丈量刘星田的地，共有190多步。这一丈量，发觉不对劲。她估算，刘星田的地南北长约180米，但查阅地亩账时，刘星田地的南北长度是150米。于是，她找了几个村民，重新测量刘星田的地，长度是181米！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星田这是以权谋私。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是在他手上丈量的。显然，他当年是作弊了，十多年来一直贪占着。
这事惊动管理区，找他谈话。这下子，刘星田慌了，乖乖吐出两垄地。有些村民不服气，私下找高淑贞，要求处理刘星田。高淑贞说：“乡里乡亲的，天天生活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太较真，让他家抬不起头。既然问题已解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别再追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
迎面而来的拦路虎，一个个被拱开。在高淑贞奔波下，东太平村四周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村内的断头路，也修成环形路，越走越顺畅。
从跬步出发，高淑贞开始千里之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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