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别的书院访古之旅
序跋
《青山流水读书声》代跋
□庞惊涛这本书的内容，起自北宋范仲淹睦州兴学，收至民国夏震武在富阳兴办灵峰精舍。从书院的传统使命开始，以恢复书院的传统使命结束。一千余年间，这几乎就是中国书院走过的全部历史，杭州有幸，成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这个城市里，儒家和书院文化是它们共同的精神纽带。
用辩证的历史观，去看待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以及事件，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张士信在西湖书院兴废历史中的作用，被我在这本书里予以了突出，目的正在于希望借此表明我辩证的历史观。张士诚张士信兄弟在短暂管理杭州期间，在文教振兴方面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张士信曾任西湖书院教习，深知文教的重要性，得知军队入驻西湖书院后，顶住压力，迁移军队，恢复书院，这样的善政使西湖书院很多珍贵的文献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值得肯定。
清朝年间，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一共12次南巡，杭州是两帝南巡的重点城市，其中的故事和传说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在具体写作时，我还是作出了取舍：只将其作为书院及其人物故事的辅助线，而不是主线来写作。尽管事实上，他们对推动杭州书院的发展，发挥了“至高无上”的作用，但是，解读他们的书院发展及其文教政策的本意，我们发现，他们使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对书院教育予以重视，不外乎通过这些手段笼络江南士人，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附，而并不完全出自于真心诚意发展文教、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的贡献，某种程度上，还不如那些为政在实的地方官员。这是我的历史观，也是我的取舍之道。
晚清及民国历史线中，对传教士在杭州文教发展中的认识问题及对夏震武的价值判断问题，也是我辩证历史观的一种。美国传教士裘德生在杭州办学的时间线，正是中国人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关键历史时期，出于对洋人的仇视以及对西人“奇技淫巧”的蔑视，裘德生及王令赓在杭州的办学历史直到近年才被有心人发掘，即便如此，很多杭州老百姓，对这段历史也并不是完全了解。其中原因，显然并不简单，或许出于偏见，或许出于有意识的抵触，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裘德生这样的传教士启蒙的。
而夏震武在就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时，因“庭参礼”而与教师发生矛盾，鲁迅更成为这场矛盾及斗争中的中坚力量。孰是孰非，今天看来，并不影响我们对夏震武后来兴办灵峰精舍的评价。但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因事及人的历史观，夏震武创办灵峰精舍的历史被淡视，我在这次讲故事的过程中，抛开“庭参礼”事件的影响，予以标出之，正是秉持的不因事废人、不因言废人的历史评价观点。
另外，我在这本书里尝试着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对部分儒家人物认知上的创新。如针对赵孟頫，历来突出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而对他作为地方官员，在振兴文教事业上的事功，或者基本不提，或者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在这本书里，我通过考察他在济南以及浙江儒学提举两任上的经历，围绕他的朋友圈，对他在杭州文教振兴上的成就给予了创新性肯定，尤其是他多次往返于大都与江南的经历，对南北文化交流及其沟通实际发挥的宗师级代表人物作用，进行了特别标明。我希望这个创新性发现，随着对赵孟頫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他在杭州任浙江儒学提举近十年经历研究的深入，有更多实际成果涌现。二是对地方官员作为认知上的创新。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一个地方官要有所作为，我认为文教事业是他不能忽略的重要抓手。古往今来，凡是身后被民众感念的地方官，大都特别重视地方文教事业等民生问题。在这本书里，除了那些有影响力的儒家文化代表人物，我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官员群体，他们在治理地方时，以书院等文教事业发展为牛鼻子，为书院也为自己，赢得了千秋之名。他们很多本身就是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构成了一个地区繁荣发展的另外一条重要的脉线。从甘士阶到张鹏翮，这一条脉线，是我认为的地方官作为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特别要亮出来的关键人物谱系。
这次关于杭州书院和儒家文化的书写迫使我思考：究竟何为儒？“儒”字拆开，分别是“人”“雨”“而”和“需”四个字。“而”字作名词时，有能力、才能的意思。如此，连起来，我觉得，“儒”的意思就是，那些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了人民的需要，成为人民及时雨的人。
以此考察，这本书中陆续出场的人物，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儒：翁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胡瑗、朱熹、辅广、黄幹、詹仪之、赵孟頫、吴澄、王守仁、洪钟、顾宪成、陆堦、袁枚、阮元、俞樾、章太炎、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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