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出差住店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小厂负责基建工作，立项、拨款、三大材（钢材、木材、水泥）等，往往还得到省城济南和首都北京有关主管部门，当面请示汇报。于是，我就有了出差的机会，住店也就非常经常了。
那时，我们这些普通职工出差，因经费所限，只能住比较低档的小旅店、招待所之类。小旅馆得凭着本人单位出差介绍信入住，招待所就须由办事部门的统一安排。有次乘坐厂里的破卡车，中途在潍坊郊区停留，我与司机就在车马店的十几人的大通铺睡了一宿。
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我也想圆自己的文化记者梦的欲望了。逐渐尝试着出差时，忙中偷闲采访了一些文化名人。记得1983年1月，我到北京的国家农机部出差，被安排住到复兴门外的一家工厂的大礼堂，名曰：复外招待所。里面摆满了上百张折叠床，间距也就一米，床头挂着床号。我最怕半夜如厕，懵懵懂懂如走迷宫。那天清晨，有位身穿军大衣戴着口罩的军人，来到我床跟前说：“我是王晓棠的爱人言小朋，想请您到我们刚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公主坟）的新家，王晓棠欢迎您。 ”我顿时喜出望外，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崇拜著名影星王晓棠，并也知道言小朋是京剧言派老生创始人言菊朋的幼子。原来是王晓棠从同行处得知，我来北京出差时就采访过一些电影界名人。原因是她编、导、演为一体的电影《翔》刚刚放映，希望我能采访一下。于是当晚就登门面对面的采访。不久，王晓棠寄来了她的近照，我的这个专访就发表在1983年1月29日的《青岛日报》。
上世纪末的我，已是五十六七岁了。为了能够每周能够发表一篇文化名人专访，圆我的文化记者梦，就向某报纸主动请缨到北京、济南一带采访，可每天只能给报销一百元，包括在当地吃住行，我深感值得。我到了熟悉的济南，便找了间20元一宿的小单间，可那时刚刚立冬，晚上寒气逼人，把我冻得连褥子都盖在身上了。早上文友来访，感到非常惊奇不可思议。还有次在济南郊区采访，到后已是夜深人静，反正就是一宿呗，便花了20元便住了地下就铺着一个破席梦思床垫，四周净是烟头……在北京，我就只能住30元以下的小旅馆，吃着炸酱面或方便面，坐着地铁、公交，从不“打的”，照样采写了不少文化名人。有次，在一个地下室旅馆，我打电话联系时，服务员非常好奇地问：你这个记者怎么还住这里？我不假思索：省钱！
不过，我由此往后就开始日益好转今非昔比。比如应邀为一些书刊组稿或采写《青岛与京剧》等，则完全是由有关部门出资。在北京，我就专门住在前门附近的宾馆，因为这里是全城的中心，到哪采访都极为方便。这些年，我又应邀赴外地参加一些戏曲影视艺术研讨活动，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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