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们是“垮掉的一代”吗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美]冯文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老舍与济南》李耀曦周长风编著济南出版社□唐山
“小皇帝”,这是一个批评性的字眼,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为此还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中国的小皇帝》。所谓“小皇帝”,特指独生子女们。他们被认为过于娇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是缺乏家教的一代人。然而,为什么家长们都知道“小皇帝”不好,却不加以约束呢?中国的教育传统向来反对娇惯孩子,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社会相对贫穷,为何会冒出这么一代人?有多少人真正对此进行过深入调查?
于是,一位名叫冯文的美籍华裔学者为完成博士论文,来到中国大连。整整两年,冯文在课余时间用免费教英语的方式,深入了一个个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的父母双下岗,也有不少算是富户。当父母与孩子交流时,冯文会笔录下双方的对话,人们感到惊讶,但不久便习以为常了。扎实的一线调查汇成《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其说它是学术著作,不如说它是一本生动的历史记录。它忠实地展现了两代中国人的惶惑、奋斗与牺牲。它如此客观,所以震撼人心。
该书所反映的是20年前的中国,如今“小皇帝”已走进历史,很少再被提起,但本书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与未来,仍有借鉴价值。
1997年冯文来中国时,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已进入中学,并被称为“小皇帝”。
对老一代来说,接受普及教育已足够,因为成绩对他们今后发展的影响有限,所以功课压力不大。独生子女一代则不同,他们是父母的唯一希望,想走进精英阶层,必须靠更高的学历。然而,随着高学历者增多,学历也出现了通胀,孩子们只能争取更高的学历,这就变成一个互相推涨、互相追逐的游戏。
独生子女功课沉重,远超老一代,从一出生开始,他们便被动进入到残酷竞争中。严酷竞争抹煞了生命成长必须的过程,孩子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忍受枯燥、缺乏自由的生活。
其实,家长们同样不明白,他们只能看别人怎么做,来制定自己的竞争策略。看其他家长带孩子上补习班、给孩子请家庭教师,他们也纷纷跟进。家长与孩子都感到恐慌,亲情成了缓和情绪的唯一港湾,可在巨大压力下,这个港湾也不再可靠。
冯文忠实地记录下许多虐心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正上初中的孙薇(化名)来自贫困家庭,母亲下岗,父亲亦即将下岗,可她却和同学谈起早恋。同学逛街时轮流出钱请大家吃饭,孙薇只能买最便宜的(冰棍和饮料),这笔花销给家庭带来负担。母亲抱怨说:“你就不能从家里带点白开水吗?”孙薇的回答是:“那不行!你去了就要请客。我的朋友老请我吃贵的饭,我起码也要请人家吃冰棍吧。”
为获得名牌球鞋,孙薇向母亲要钱,母亲说只要下次能考进全班前十名,就满足她的要求,但孙薇抗议说,那时鞋已被别人买走了。最终母亲给了她钱,孙薇喊道:“妈妈我爱你!”
孙薇的母亲有高血压,医生要她立即住院,但孙薇即将中考,她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她说:“我不能在她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离开她。”
刚考完,母亲就住院了。孙薇后来上了一所中专,她感到深深的忏悔,成为一名刻苦的学生,想通过成人高考拿到大学文凭。在母亲看来:孙薇以前“不懂事”,现在她终于“长大了”。
孙薇的故事带有普遍性。它有喜剧的一面——孩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但也有悲剧的一面——孙薇本不应这么早就体会到尘世艰难,她成人后,也许比自己的母亲更严厉。
在今天,发达国家的孩子们同样挑战权威、个性独立、追逐品牌、不爱干家务……与他们相比,中国孩子们毫不过分。只是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更多资源集中到孩子身上,他们过上了第一世界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只有第三世界的生活经验,落差如此惊人,很难不产生冲突。
发达国家的孩子也获得了较多资源,但只是他们父母拥有的一小部分,中国父母则将几乎全部资源都给了孩子。中国父母为何要做这么巨大的牺牲呢?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是聚族而居,他们的生命价值系于祖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要讲道德,因为祖先正在天上监督他,他死后,要去另一个世界和祖先会面,接受他们的裁判。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祖坟、祠堂等均被取消,人们告别了大家族,以小家庭的形式与陌生人聚居在单元楼中,当代中国人多数想不起爷爷的名字,很少有人能保留4代以上的家族记忆。
失去了和祖先之间的联系,必然引起价值恐慌,只能将活着的意义系于子女。想到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孩子明天变得更好时,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会感到心满意足。正如一位母亲说的:将来人们看到我的孩子,会说他这么优秀,一定有位好母亲,那样我就没白活。
不否认,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自私,但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尊严降到如此卑微的地步,又怎能忍心去指责她呢?
《唯一的希望》是一本能让读者不断流泪的学术著作,它展现出社会学的温度,即:不仅能从更高的视角俯视苍生,也能充满悲悯地关注个体生命的挣扎。对于为人父母的读者,会惊叹于作者调查的细致、深入与生动,书中的案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感觉变得麻木。我们天天在谈论“小皇帝”,但有多少人做了同样扎实的调查?坐在办公室中,用想当然逻辑推演一番,便匆匆得出结论,所以永难超越困境。
父亲老舍与济南的不解之缘
□舒济
父亲老舍在抗日战争初,只身流亡到武汉后,曾留恋地称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济南,他一住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他教书、写作,事业有成；收获了爱情、友情、师生情、父女情；生活幸福美满。那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世风质朴、社会安宁的环境令他由衷地喜爱济南。
我1933年9月出生于他的这个第二故乡。一年后随父母搬到了青岛。在青岛的三年里,我年幼淘气,膝盖永远涂着红药水,折腾得大人有时都“没了人样”。1937年,全家被卢沟桥的炮声震回了济南。这一年11月15日傍晚,外面突然传来震天动地的三声炮响。济南黄河大桥被炸了。巨大的爆炸震得家里的窗玻璃哗哗作响。那时我们住在齐鲁大学长柏路11号的灰色小楼里。我生平第一次被吓得全身发抖,钻进了母亲的怀里。当晚,我依旧抱着母亲的双腿不肯离开。父亲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向我们告别,离开了幸福的小家投入抗日的洪流。1938年济南黄河大桥修复通车,母亲带着5岁的我、3岁的弟弟和1岁的妹妹回到了已沦陷的北平。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山东生活。
我对山东的儿时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对这段生活的再认识大都来自父亲的文章和母亲的回忆,以及我在“文革”后多次回山东的寻访和参观。李耀曦和周长风先生的《老舍和济南》一书也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使我得以全方位地了解父亲在济南的生活经历。
这本书以上世纪30年代为重点,以老舍先生的生活为核心,对济南的历史、地理、人文、习俗、教育等方方面面予以了生动细微的介绍,可谓一部视角独特的济南文化断代史。这些史料有血有肉有笑有泪,十分生动,更可贵的是书中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
我和此书的两位作者已经交往了近四十年。在这些年里,我见证了他们坚持不懈地搜集和钻研老舍在济南的材料。没有他们的持之以恒,没有他们踏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本珍贵的史料难以面世。这是一部值得热爱老舍、热爱济南、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仔细阅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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