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历史没有真相

济南时报 2018-09-21 14:44 大字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到济南,领略了山东人的好客和对吃饭座次的讲究,谭伯牛开口就先说起他曾经读过的余英时的一篇《说鸿门宴的座次》,因为楚汉相争之时史料稀少,余先生却能有如此精妙之研究,一文即可见出一个学者的才能。

谭伯牛极欣赏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个没上过大学的70后“自由职业者”,正是凭借极为丰富的阅读和对历史问题的敏锐发现,写出了《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湘军崛起》《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作品,成为非科班出身的著名历史学者。

“当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对谭伯牛而言,生命中的很多快乐,来自读书。

少年谭伯牛有两个阅读重点:一是文学,“15岁时也想写诗、写小说,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文学创作,到16岁就及时放弃了”;二是哲学,“有一段时间,我每天上午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下午踢球,晚上读《庄子》,逐字逐句读,做笔记,那段时间持续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最终得入史学之门,以对湘军、太平天国等的研究引起巨大反响,也是拜读书所赐,“读梁启超,把他当做我的偶像,看到梁启超说他读龚自珍时,像触了电一样。我就又找龚自珍的诗文来读,结果龚自珍就成了我的偶像。觉得一个清代人,怎么会如此现代。”

在谭伯牛看来,“当代性”十分重要,“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人的作品能给每个时代的人带来启发。比如我们读杜甫,并不是说能从中了解唐代的历史和生活,而是我们在杜甫的诗中读到了我们自己的悲伤和快乐,读到了我们内心对天地的无限感受。”

因为痴迷,谭伯牛开始想了解跟偶像有关的所有“八卦”,“龚自珍的全集读了,年谱和笔记也读了,我就又去找龚自珍朋友的文章,想知道朋友们的眼中龚自珍是个什么样。在各种只言片语的积累中,龚自珍的形象不断全面、细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清代的社会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这样,谭伯牛踏入史学之门,“后来读多了,发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我想弄明白究竟谁对谁错,于是就开始考证,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在对偶像‘八卦\’的兴趣中,自我训练得以完成。”每天5000字,50多天完成《战天京》

作为一名“铁粉”,只要和龚自珍有关的书,谭伯牛都会买。1998年,他买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清园夜读》,在其中一篇对樊克政的《龚自珍年谱考略》提出商榷的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龚自珍诗文里说北京有一个寺庙,寺门外一片花海,中间有条之字形小路,很美好,就叫花之寺,龚自珍和朋友们常在那里饮酒作乐。王元化认为“花之寺”是龚自珍想象的,北京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这回事,“我因为已经熟读龚自珍,觉得王元化先生说得不对,北京当时应该实有此寺,于是罗列了一些证据和别的细节,通过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信寄给了王元化。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王元化的回信,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送给我很多他的书。后来他还邀请我为他主持的学术杂志写文章,我就真选了自己用文言文写的读庄子的三篇札记寄去,还真给登了。”

即便得到了王元化这样的学术大家的肯定,对谭伯牛来说,读书依然只是业余爱好,他也并不想写作,“一直到2003年,北京非典,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去,实在无聊,我们几个朋友,一共六家人,就每天换一家吃饭,那会儿也没啥新闻可聊,就聊些哲学、文学的话题,我就给他们讲湘军的故事,当中有人是做出版的,就建议我把这些内容写成书。为了稳妥,我先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写,每天5000字,写了50多天,这就是《战天京》,网上反响还行,第二年就出了书。就这么着,我才算是进了文化界。”

《战天京》史料极为丰富,可读性亦极高,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批当年的读者中,就有罗振宇。2014年,在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这一期里,罗振宇推荐了这本他十年前读过的书。他说这本书打通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感觉,对太平天国包括晚清史有了一种亲近感。

在罗辑思维网店里,《战天京》24小时就卖出了10000本。

历史不是一门科学,更像一门艺术

读书是想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带来乐趣,就像一名侦探破解了谜案。谭伯牛举例说,自己早年读王闿运日记,常读到“今天与某某人吃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然在清人笔记中读到,才恍然大悟,“原来清代士子放榜前聚餐,发榜后,谁考中了谁就请客,吃饭时尚不知谁会中,如在梦中,所以叫吃梦,饭局中还有监梦、梦神,十分有趣。”

至于写作,谭伯牛表示,自己最佩服顾炎武说的那句“著书不如抄书”,“你看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一条一条的笔记,几乎每一条都是对前人话语的抄录,选择哪一条不选择哪一条,其实都经过了深思熟虑。钱钟书的《管锥篇》也是如此。”

由龚自珍而太平天国而曾国藩而湘军,谭伯牛的读书和写作,随性而动,蓬勃生长。下一步,他想写曾国藩的传记,“不是写他成名之后,他成名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我想写的是他一开始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晚年说过‘不信书信运气\’,一开始我以为是他谦虚,后来发现的确如此:如果湘军首领胡林翼不死,曾国藩就是再优秀也出不来;太平天国李秀成二次西征,最近时离曾国藩的大本营只有二三十公里,曾国藩都准备自杀了,但李秀成就是没发现他,因为情报不够;而当时受诏办团练的有三四十人,有的失败有的身死,只有曾国藩成功了。这些都是运气。”

谭伯牛因此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事实,但是我们找不到真相,真相隐藏在事实背后,是对这些事实何以发生并连接起来的一种解释,而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往往只是偶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不能求真,历史不是一门科学,更像一门艺术。历史没有真相,重要的是你怎么看。”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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