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自由燃烧的向日葵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孙婷婷/绘
活动即将开始，人声渐渐平息。芒克匆匆吃完了一个鸡蛋，前一天晚上喝得不少，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其间不断有人找他签名、聊天。他是第一个上台朗诵的诗人。深色的夹克、满头的白发，在聚光灯下黑白分明。这个67岁的老人，身体硬瘦，略弓着腰，站立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嗓音，依然如一株企图抵抗整个世界的自由的向日葵。
他朗诵的是那首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而是把头转向身后/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壹离开白洋淀之前把所有的诗都毁了
这是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上午，也是芒克的第一次济南之行，活动的名称叫“之间”，先锋诗歌朗诵和于恺书法品鉴合二为一，在诗和书法之间，诗人们的朗诵在物质空间里营造了另一重精神空间，现场鸦雀无声。
虽然当天的活动有伊沙、沈浩波等国内著名诗人，以及宇向、孙磊等济南著名诗人，但人称“芒爷”的芒克显然最有“江湖地位”。1978年，他和北岛一起创办了《今天》杂志。虽然总共只出了9期，但这本杂志在中国当代诗歌史和思想解放史上早已写下难以撼动的浓重一笔。
芒克祖籍山东登州府海阳县，1950年出生于沈阳。5岁时全家搬到北京，“去北京是因为建国后我父亲被请到北京工作，他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元老，所以我是在计委大院长大的。”1958年上小学，1964年毕业，“学校的名字很特别，叫‘中国古巴友谊小学\’”。在北京三中上完初一之后，刚升入初二，“文革”就开始了，芒克正式的“学历”也到此为止。“父亲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受到很大冲击，我没参与，也不是红卫兵。就在大院里瞎玩。到了1969年1月，我北京三中的同班同学多多来找我，说他和根子等几个朋友要到白洋淀插队，死活想拉我一块儿去。那时候因为父亲被打倒，我巴不得能出门，就和他们一起去插队了。这一去就是七年。”
插队是在白洋淀的一个渔村，“村里很多活儿我们都不会干，只能干点儿杂活，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闲着。”芒克记得自己最初写诗是在1971年，“最初是出于一种兴趣”，当然也和阅读有关，因为是大院子弟，芒克很早就能读到一些内部交流的书，“很早我就看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第三帝国兴亡史》这些书，很早我就知道了垮掉的一代，知道了印象派、达达主义，自然而然就受到这些国外先锋思潮的影响。”但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写诗是“偷偷摸摸”的，“当时我写了有八九首，也没给别人看，只拿给根子看。根子在我们班写作水平比较高。根子看完后说，‘哎哟，我觉得你是个诗人！\’那时候我们经常读外国诗人的作品，觉得诗人是令人敬仰的，所以根子一说我是诗人，我就被惊着了，这也让我陆陆续续写起了诗歌。”
1976年芒克结束插队回到北京，在离开白洋淀之前，他把自己写的诗全都毁了。贰“壮士一去不复返”地
出去张贴杂志
为什么要毁了自己的诗？芒克的回答很干脆：“一是没太把写诗当回事儿，二是留在自己手里觉得不安全。”现在我们也许会奇怪写诗怎么还会带来“不安全感”，但芒克接下来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回京后，芒克进了北京造纸一厂，“当时厂里还很重视我，总共三四个正式名额，我占了一个，而且让我进了供销科。但是我很不争气，写诗，还想办杂志，父亲那边也因为我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父亲脾气大，又担心我出事，所以我俩见了面就吵架。办杂志前后整整三年，我都没敢回家和父母见面。”
芒克和北岛1972年就认识了，“当时是通过朋友介绍，说北京四中有个写诗的叫赵振开（北岛原名）”。两人相识后十分投缘，“1978年北岛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他希望我也印一本，但我的诗歌手稿在离开白洋淀前全毁了，后来幸亏有赵一凡，他帮我收集了各种小报、地下文坛的手抄本，加上我后来写的一些，我也出了第一本诗集《心事》。这件事可以说是办《今天》的一个引子，因为正是在操办《心事》的过程中，我和北岛、黄锐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那时候很多作品被压着，不能公开发表，但我们争取发表自由、出版自由的时机到了，于是在《心事》印出来不久，我和北岛到黄锐家，商量办一本杂志，就是《今天》。我和北岛互相给对方取了笔名，北岛是我给他取的，芒克是他给我取的，因为当时我有个绰号叫猴子，猴子英文是monkey，再‘音译\’成汉语，就是芒克。”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正式创刊，这一天，芒克、北岛等三人出发去张贴杂志，“西单民主墙、王府井、文化部、人大、北大等等贴了个遍”，“我们出发前大家都来道别，很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事实上我们确实都和亲人朋友作了交代，万一出了事如何如何。没想到这本杂志能办两年，总共出了9期，到1980年才被迫停刊。”叁“因为痛饮自己
我才会为爱而醉”
《今天》停刊之后，芒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没地儿去了，芒克就住在原来的编辑部。“我那时候没家呀，我因为办了杂志三年没见爸妈了，也不敢回去。“那年头只有被判了刑才会被单位开除，单位当时让我写检查，我怎么能写检查？我一辈子没写过检查！所以我被开除了。《今天》停刊之后，没有任何单位要我。当然我也不想去什么单位。后来有人来问我，如果让你去国家办的杂志去当编辑，你去不去。我问他，‘办《今天》有没有违法？\’对方说，‘按宪法规定不违法。\’我说，‘既然不违法，我还是想办自己想办的杂志。\’对方一听我态度很强硬，就作罢了。”
1984年，阿城找到芒克，他俩加上栗宪庭办了个名叫“东方造型艺术中心”的公司，“半年没挣到钱，公司解散，阿城很仗义，又把我介绍到一家公司，叫什么中华国际技术开发公司，这公司全是高干子弟，我还被封了个总经理助理。挺好，经济上缓过来了，但是好景不长，两年这公司没了。”
从1988年开始，芒克的状况才真正好了一些，“法国当时请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对外代表团，里边有几个出名的作家，都是作协的，法方为了让我去，跟中方进行了谈判，最后双方妥协，我是拿着私人护照去的。在法国待了将近一年，又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游历了一番。个人的状态改善了很多。”
和北岛至今依然坚持诗歌创作不同，芒克的“后《今天》时代”更为自由、随性，“我写诗其实并不多。写诗不是我唯一的生活，整个九十年代，我几乎没写诗。最近六七年我也没写诗。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写诗需要孤独需要安静，而我每天都在为生活忙碌。如果有大块的时间，有了激情，我就会写。我不喜欢平淡的诗歌，我喜欢狄兰·托马斯这样的诗人，喜欢在诗里容纳超强的激情和想象力。”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芒克如今的身份是画家，“其实我不会画画，但2004年，艾青的小儿子艾丹看到我经济状况不太好，就说你画画吧，他给我买来油画材料，我就开始画。没想到年底还搞了个画展，卖了点钱。此后画画就成了我养家糊口的主业，画卖得还不错，几乎没有存下来的。”也是因为画画，芒克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宋庄自己的油画策展时，他认识了比自己小35岁的妻子，如今，他最小的孩子才4岁。眼下，芒克正在写一本《往事与<今天>》的书，打算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写下来。
诗歌不是唯一，但桀骜和自由已经融入血液。采访的时候，芒克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回避，都率性而言。他是一株永远自由燃烧的向日葵，一如他2010年写下的《一年只有六十天》中的诗句：在伪装的语言背后/笔直的光线像伸长的脖子/戴着肉欲的项链/疯狂地爱恋/我仿佛已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在想象中想象/从头脑里伸出手掌/每一天都是最后的日子/每一天都痛饮自己/因为痛饮自己我才会为爱而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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