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立宪，教育救国的王景禧
■时鑑王景禧，字燕泉，号石荪、石逊，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滋阳（今山东省兖州市永安街）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王薪传是个举人，做过河南襄城知县；母亲牛氏，是牛运震的玄孙女。王家祖上本是费县人，后来落籍兖州。王景禧因此有时以“琅邪王景禧”自署。
思想倾向维新派王景禧自幼聪明异常，天资很高；又勤奋刻苦，因此科举一帆风顺：15岁即中秀才，入沂州郡庠，21岁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23岁中庚寅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九年（1893年）朝考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
当时满清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气数将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迫使清朝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三年后，德国又强占了胶州湾，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更加严重。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于是有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决定变法，推行新政，但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抵制破坏。变法只坚持了103天便告失败。
王景禧的思想是倾向维新派的。他曾阅读大量宣传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天演论》、《新学伪经考》、《日本政变考》等。他和康有为也有较深的交往。康有为比他年长5岁，而他比康有为早5年中进士，两人很早就有接触，曾多次通信。直到清亡之后，康有为还到兖州来看过他。
戊戌变法之前，王景禧曾被任命为八旗官学教习。八旗官学是专门培养皇族子弟的学校，教习即教师。由于变法的迅速失败，他大概并没有去实际就职。王景禧的思想上虽然倾向维新，却并没有见之于言论和行动，因此变法失败后顽固派清查迫害维新派时，倒也没有株连到他。但从此以后他也再没有被重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景禧被任命为济宁南池书院的山长，由此离开了京城。
这时候，京津一带义和团正闹得沸沸扬扬，接着是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仓皇出逃，以及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面对这一切，身在济宁的王景禧写过两首题为《题山中白云图》的诗：
出山容易返山难，聊可勾留世界宽。
天许烟霞为伴侣，地邻泰岱望长安。
游丝肯逐回风转，大海横飞白日寒。
曾侍玉泉香案近，尘中缰索漫同看。
何曾出岫便为霖，辜负三农望转深。
大息妖氛匿阳景，不堪苍狗幻晴阴。
回天力薄惭无补，捧日缘悭尚有心。
亲舍依稀今好在，仙源是处足幽寻。
诗中的“大海横飞白日寒”、“妖氛匿阳景”、“苍狗幻晴阴”，无疑是当时混乱危殆的政局的生动写照；“长安”、“玉皇”以及“捧日缘悭”中的“日”，指的是光绪皇帝；“白云”则是作者的自喻：白云出岫，本想化甘霖以济苍生，然而命运却如风中的游丝那样飘浮不定，对于国家政局，难以有所作为，自惭没有回天之力；自己虽长存捧日之心，伫望长安，心系北斗，却只能与烟霞为伴侣……不难看出，王景禧此时对于满清皇帝，是一片忠心，倦倦未已的。
办教育庚子事变后，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亡国危机，清政府不得不再次捡起变法的武器，继续推行新政。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是重要内容之一。王景禧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召回京，任命为直隶学校司总办；次年，又改任普通教育处总办，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会办，并且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同时护送22名留学生到日本宏文书院学习。
王景禧赴日时写了许多诗篇，结集为《瀛谈剩语》。从中颇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开篇是一首七律：
放眼东溟宕不收，此行才许到瀛洲。
山河泪尽铜驼劫，家国魂销铁笛秋。
自有文明通教育，敢将身世等浮沤？
回头莫讶难为水，万斛仍从一勺求。
此诗是从天津大沽港乘船东渡时所作。“铜驼”一句是用《晋书·索靖传》典故：“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门外铜驼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下句的“铁笛”，是以眼前实景入诗，指的是轮船上的汽笛。汽笛声鸣，轮船缓缓移动，送行者挥手相别，怎不令人“泪尽”“魂销”！救国图强的道路何在？惟有教育之路可走。此行所负责任实在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但纵使事业如浩淼沧海，仍须从眼前的点滴做起——诗题《舟发大沽柬同行诸子》，是和同行的22名留学生的共勉之辞。
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对照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王景禧的心情是复杂的：“仰天惟一哭，大地更微茫！”这些诗里有感慨，有惊叹，有企羡，自然也有诧怪和不以为然，但更多的是要唤起同胞共图富强的苦心和决心。
王景禧从日本归来后还曾出版《日游日记》，叙述他在日本七十天的考察情况，“所历公私学校，旁及局馆厂场，几逾五十多处。先后考察工业、电话、兵工、造船、练兵、天文台等，尤垂意高等院校之制度、美术学校之设备、师范专科之特点、课程学科之安排、学校之用品、国民教育之普及，一一咨询周详”。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教育，深信“富强唯教育”，改革教育可使国强民富。教育救国，这是那一代人的普遍认识，也是他们自我承担的神圣使命。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王景禧都以教育为职业。先是以直隶补用道衔先后任学务处参议兼编译局总办、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四年（1906年）10月，到济南任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监督，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任校长。在任期间，面对学堂初创，百事待举，他根据游历日本的见闻和学部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亲手拟定了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章程及各科课程，并不遗余力地广延国内外品学兼优的教师，使学堂的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在办学中，王景禧思想开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农业教育经验，主张学以实为贵，学用结合。曾亲自翻译校订国外农学书刊，汇编为《农学丛书》共７册，并将师生的试验情况收集整理，每年编印一辑《农业试验报告》，供师生学习参考。
搞宪政王景禧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派。立宪派的实质是“用叩头请愿的方式要求清廷实行君主立宪，以阻止革命的发展，并为自己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康有为、张謇是其代表人物。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随后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为了笼络人心，诏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机构。咨议局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王景禧担任了山东省咨议局的副议长，并任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
王景禧有两首七律，题目是：《辛亥夏日，以会事寓京松筠庵，汤济武比部过从甚久；秋日重来，汤已返鄂，寄诗代柬》。这里的汤济武，即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化龙。他当时任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又任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诗题中的“会事”，则是指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从宣统二年（1910年）1月起，各省咨议局代表就相继到京，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加快实行立宪；此后又多次请愿活动，而最终结果是遭到清廷的严厉禁止。宣统三年（1911年）4月，清廷终于宣布成立新内阁，而在13名内阁大臣中，满族贵族竟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这就彻底暴露了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于是各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相继赴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王景禧的“辛亥夏日寓京”，就是去参加这次会议。这些坚信君主立宪可以致中国以富强的立宪派奔走呼号，甚至痛哭流涕，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别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清政府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断然拒绝，于是立宪运动彻底破产。这也标志着王景禧他们政治活动的完全失败。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王景禧约在此时离职回到故乡兖州隐居。关于离职的原因，他的三子王迺泗在回忆文章中说：“是被罢免还是托故辞职，原因不详……袁世凯那时已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当了大总统。当戊戌政变时，袁血腥出卖维新党人，父亲对袁是视若寇仇的。他的辞退，很可能与袁上台有关。”
王景禧当时兖州的家在今中山西路路南，院子不大，有些花木山石之类，王景禧取名“过园”。按字书，“过”有美貌；但有人认为“过”是“窠”的古文，有退藏之义。王景禧恐怕更多的是取其退藏之义，这才符合他清廷遗民的身份和心情。他有诗曰：“小筑过园小，躬耕二亩田；干戈仍故国，丝竹感中年……”此后，他便常以“过园旧史”、“过园老人”自称。1914年康有为到兖州来看他，题写“过园”二字，款署“砚泉贤史高蹈隐居之所，南海康有为题”，并曾刻之于石，立在园内。
王景禧在兖州隐居大约有六七年，期间曾到过北京、绥远（呼和浩特）等地，是从事政治还是其他活动，已难详考。据其子王迺泗所述，他家当时有田几十亩，靠地租度日，按说也能称小康之家。但当时军阀割据，社会动荡，苛捐杂税繁多，生活其实并不宽裕。“有一次父母亲发生争执，原因是父亲要买蜡烛晚上看书，母亲不同意。只听父亲高声说：‘凭我这个人连点支蜡烛看书都不配吗！\’他向来没对人发怒高声吆喝过，这次真的发火了。”
民国八年（1919年），王景禧再次出山。当时徐世昌做了北洋军阀的总统，邹县人靳云鹏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慕王景禧的名声，荐他做国务院秘书长。王景禧毅然应聘前往，行前作七绝诗一首，用以言志抒情：
勺沧泉水怒涛声，浊世如斯忍独清！
但使出山能润物，不须泾渭太分明。
这诗颇有自我辩解的味道，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再度从政，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
1921年12月，靳云鹏因与徐世昌、张作霖矛盾重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王景禧也随之辞职。靳云鹏下野后在天津的英租界里做寓公，聘请王景禧做他的私人秘书，为其讲古籍，并教子弟读书。王景禧于是全家迁往天津。这年他55岁。
办实业
王景禧晚年颇为失意，政治上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转而打算办实业，集股搞了一个炼盐制碱的公司，但资金不足，依靠高利贷周转，最终赔得血本无归。此后，他靠卖字和行医为生。虽然因为翰林公的名气收入还算可以，但比起租界里达官臣富的挥金如土，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青云直上，这种为人作嫁衣的生活使他心理难以平衡。他有诗曰：“壮不如人惊老至，贫原非病奈愁何？”“文章羞托沿门钵，岁月真如下水船！”王迺泗记他有一天晚上给人赶写寿屏，疲劳不堪，掷笔长叹，吟了两句诗：“谁道砚田无恶岁？却怜心血有枯时！”从中不难体会到其心态的失落，情绪的悲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王景禧所作《宫井词》曾风靡一时，这首诗写的是光绪皇帝和珍妃的爱情悲剧，对清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涉及。诗中充满了浓浓的故国之情，沧桑之感：“万事从来如朝露，鼎湖弓箭弃臣庶。钟消沉九鼎迁，哪堪朝市都非故！”“天留老眼看兴亡，儿女江山梦一场。剩有御沟呜咽水，年年遗恨哭沧桑。”正是这种情绪，深深打动了晚清遗老遗少们，再加上诗本身所具备的相当高的艺术品位，所以诗一出来便被人比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各报争相转载，有洛阳纸贵之誉。
在王景禧晚年诗作中，这种故国之思情绪几乎随处可见。王迺泗的文章说：“他晚年对光绪帝绻绻不忘，在和朋友的谈话中，常常称赞光绪是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惋惜他的遭遇。”由此说王景禧是以满清遗老的心态终其一生，也并非不合实际。但应看到的是，王景禧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他能看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他办教育、办实业、搞宪政，都是积极谋求祖国的富强。他有一首作于1927年的《友人夜燕即席口占》：“誓以精神铸新国，果然艰钜属青年。中原大好河山在，起舞正期著先鞭。”所谓新国，当然不是大清而是中华民国。清廷虽亡，大好河山仍在，正可以用全新的理念打造其精神，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25年溥仪出宫，住在天津，一批效忠于他的前清遗老，仍奉溥仪为皇帝，积极为溥仪筹划，希望他再登“九五之尊”。“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策划在长春成立了伪满州国，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1932年郑孝胥写信给王景禧，邀请他离津去长春任职。王景禧阅后撕信大骂郑孝胥是无耻汉奸。这件事充分表现出他在关键问题上是深明大义的。就在这年冬天，王景禧因急性心脏病发作而逝世。享年65岁。
王景禧逝世后，其灵柩运回兖州，先暂厝于过园内，直到1955年才安葬在城西北七里铺。过园在解放后由部队占用，1962年部队盖礼堂，通知王家后人搬迁园中的一座坟墓。打开坟墓，发现其中并无尸骨，而是许多古籍图书和文物，其中包括牛运震的《金石图》稿本、商代青铜器、汉代玉璧等，这是王家在战乱时候埋藏起来的。王家后人只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捐献给国家，现分藏于兖州市图书馆和博物馆。王景禧墓于“文革”中被七里铺村民掘开。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派人去该村调查，仅征集到王景禧印章数方。
王景禧在金石学、文学、书法等方面造诣相当高深，著作有《金石释文》、《足吾所好斋金文》、《汉瓦当文字》等，编有《三苏文粹》、《过园墨册》，这些著作多未梓行。其书法作品在天津、济南、济宁、邹县多有流传，邹城火车站广场立有孔子、孟子诞生圣地两碑，碑文即是由清末翰林王景禧书写的。所作诗篇也多有散佚，现存不足200首。由其长子王小隐编为四卷，题《过园诗存》，直到1995年才由他的外孙女张宗冠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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