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教师谈中西方教育差别西方教育重视“国语”，外语课的开设依国际形势而定中国的课程设置和中考年限没有遵循教育学规律
图一：孙毅，澳籍华人，祖籍上海，生于贵阳，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外语系。1986年，孙毅赴澳大利亚留学深造，取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学硕士。在澳期间，孙毅还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注册留学移民律师，曾任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助理。1996年至2001年，孙毅先后在香港联通公司和数家跨国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目前，孙毅已在济南成功创业。
图二：孙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见习记者刘敏 摄□本报记者 印朋
1月5日下午，孙毅女士在她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形象是这样的：酒红色披肩，浅灰色毛衣和围巾，还有一头干练的短发。这种略带波西米亚混搭风格的着装，很像孙毅的教育背景――― 她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中小学和本科教育，取得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学硕士；她曾做过贵州省委党校的教师，又是澳大利亚教育部注册教师，在澳大利亚中小学从教多年；她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注册留学移民律师，曾任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助理，如今她已在济南成功创业。
留学改变人生格局
去年12月底，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的一番言论，将中美教育乃至中西方教育的对比推上风口浪尖，而记者和孙毅的访谈正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2011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分别在湖南大学和长沙一中进行了两场演讲。当周其凤谈及中美教育对比时，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周其凤至今没有正面回应，但是大部分网友在观看了周其凤在湖南大学的演讲视频后认为，此事有“断章取义”之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此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关注，除了中国名校校长抨击外国教育之外，更多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很多，还没有达到批评美国教育体制的层次。
孙毅认为，中国的孩子如果有条件，最好到国外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即使不是留学，去旅游观光也好。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986年，时任贵州省委党校教师的孙毅，作为访问学者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孙毅说，她终于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195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父亲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不仅失去留苏的机会，还被发配到贵州省教书。“如果我没有出国，我的人生肯定不是这样的丰富多彩。留学经历让我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使者，点亮了我的国际人生，人生因此有了新的格局。”
英语的强势与国文的忽视
孙毅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用英语教授中文课程。孙毅说，澳大利亚的中小学分三种类型：国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澳洲的国立学校一般解决工人阶层孩子的上学问题，提供基本的教育，但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一般。私立学校的生源主要是中产阶级子女，学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强，教学条件优越。而教会学校的宗教氛围相对较强。”
孙毅告诉记者，当她回国创业时，她时常惊讶于员工的中文水平之差，“他们写的一些通知和文书，甚至需要我来修改。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汉语水平退化了，平时很少读书，最多看看报纸和杂志。这怎么能提高一个民族的国语水平呢？”孙毅说，西方教育非常注重他们的国语教学，澳大利亚私立学校的中学生一般有40多门选修课，但只有一门必修课，就是他们的国语――― 英语。
“我们的国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课文，应该让学生学会表达、演讲和辩论，学会如何阐述自己的理念。”
外语课设置应注重地缘
孙毅认为，中国教育体制过于重视英语，课程设置有局限性，不符合当今世界潮流。澳大利亚学校的外语选修课有很多选择，从最早的法语、西班牙语，到如今开设的日语、汉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亚洲语种外语课程。比如学校会鼓励学生选修印度尼西亚语，因为印度尼西亚距离澳大利亚很近，两国的关系紧密，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中国的外语课基本上就是英语，还是必修课，我认为应该开一些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课，比如日语、韩语等。这都是我们切身能够用到的。”
孙毅说，虽然中国的教育体制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但在她看来，几十年来课程设置缺少改变，“和我上学的时候比较，大部分功课都没有变动，就增加了一门新课程――― 电脑课。”
“外语课是打开孩子性格的一门课程。英语的教学应该加入文化的介绍，而不是过于注重语法知识和遣词造句。之所以说学习外语可以扩大学生的眼界，是因为学生要通过语言的学习，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文风俗和文化，并从中提高自己。”孙毅给记者举例，她在面试新员工时会非常尊重对方，而不是颐指气使，“英语的面试叫做interview，从字面理解，是互相见面看到对方。这就是说，面试是一个双向选择，不但雇员要展现最好的自己，雇主也要向雇员展示最好的自己。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个理念，就是我学习英语之后得到的，你要通过词汇看到文化。”
教育年限未遵循科学规律
“我们国家的中考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学生的年龄比较小，从青少年心理上讲，这不利于学生出成绩。澳大利亚的这种升学考试，会选择在学生17岁左右时进行，这个时期的孩子会有一次‘觉醒\’，自我控制力增强了，知道学习了。”孙毅给记者看了一份青少年13岁至18岁生理、情感(心理)与年龄对照表，从表中可以看到，15岁青少年的心理年龄在4岁左右，18岁的心理年龄在10岁左右。
国内中小学侧重于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较少进行观念态度和习惯的教育，而后者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更加关键。“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和国立学校的教学差别在哪里？私立学校之所以好，在于他们的老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和行为习惯。”孙毅说，闻名世界的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他们的学生睡硬板床，接受各种各样的磨炼，而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锦衣玉食。
“英国的威廉王子以前就读于澳大利亚的GeelongBoy’sGrammarschool，这所学校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寄宿学费很贵，但是每个学生都睡小床，用小柜子，逼着你没有空间存放垃圾。学校还会在冬天给学生排班，每个人都要给壁炉添柴，否则大家就挨冻。每个周五，学校有专门的时间要求学生给家长写信，而不是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越好的学校，越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操，而不仅仅是教授知识。”
孙毅谈到，根据美国学者布鲁姆斯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法”，教育的目标分为认知、理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前三类属于初级层次的认知，它一般有直接而明确的答案；而后三类属于高级认知，没有唯一答案，可从不同角度回答。“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基本停留在认知和理解的层次，很少有运用，更不用提综合和评价了。这导致了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比较差。”
而根据劳伦斯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人的道德层面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前习俗水平包括对成人或规则采取服从态度以避免受到惩罚和利益趋向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不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吗？社会契约阶段和道德原则定向阶段，则被我们的教育所忽视了。”孙毅说。
出国热：西方国家“卖教育”
孙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的一分子。当年，她学习成绩优异，是大学中的佼佼者，后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深造。如今，留学热“高烧不退”，并且从大学中的精英走向草根，留学变得更加大众化。
孙毅曾在澳大利亚做中澳留学中介和留学生的在澳监护人，对于留学生层次的变化，她有清醒的认识。“2002年，我在澳大利亚考取了移民留学执照，开了自己的留学代理公司，专门服务于大学毕业生。作为监护人，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给留学生做了不少‘擦屁股\’的事情。”
孙毅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国的人大多是公费留学，因为当时中国家庭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留学费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家庭有能力供孩子出国留学。“为什么现在出国留学很容易？因为西方国家在‘卖教育\’。现在通过英语成绩卡学生出国的是西方国家的移民局，而不是西方国家的大学。移民局限制海外留学生，大学则是非常欢迎海外留学生，把他们当做交费机器，但是学校没有足够的机构为留学生们提供服务。”
“我非常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出去看看。我建议如果出国留学，最好是在研究生阶段。”孙毅说，一些留学生年纪较小，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早恋现象很普遍，也有堕落腐化的案例。“如果你大学毕业再出去，你首先会有一个清晰的文化认知和自我认知，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并且自控能力较强，能够学到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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