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维权回归“最佳路径”专家解构如何回归成本最小的维权之路
作者：的采访。
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知名学者于建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近日，就“堵路维权”事件频发问题，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图二：现任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的张杰教授，长期致力于对各类社会现象研究。2010年12月24日、2011年11月21日先后两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分析了“堵路维权”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应对之策。
┬本报记者 孙华
近期，广东佛山市总工会与佛山大学政法学院组织“佛山市外来新生代员工状况研究”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维护权益的欲望强烈，对社会公平需求日益提高。尽管维权意识增强，但可选择的维权路径有限，很多人不是通过法律途径，也不依靠组织有序调解，而是直接找企业领导甚至“堵路维权”。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
社会问题专家北野认为，真正的维权、成本最小的维权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协商。但现实生活中，“堵路维权”等事件并不鲜见，这是为什么？他分析，造成群体维权事件的主因不是法律不健全，是执法缺失。当执法缺失的时候，矛盾双方会用非法手段来解决。比如一个人被抢劫了，如果法院不管，他就会复仇；当一名业主维权时，各部门不管，直接结果就是业主通过群体维权等方式解决。“只要问题真正有人管，维权者便不会产生极端情绪。对于公务人员，也要建立监督、问责等细则，这样才能保证一种良性循环，避免‘堵路维权\’的发生。”北野表示，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培育和促进社区层面的公民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稳定社会最好的抓手，大家内心深处都是喜欢平和的，是希望社会稳定的。政府如果不能做好裁判，会让维权者失望，就会产生矛盾。所以要一方面推动公民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
维权诉求：当事者要说话算话
――― 专访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堵路维权”的特点
对于“堵路维权”行为，于建嵘概括了以下特点：
市民维权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维权的最大特点是利益之争。“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句话好笑，但我认为讲对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
规则意识大于权力意识。为什么要堵路？因为你答应给我10元钱，现在只给我5元，你讲话不算数，我要维权，要求你说话算话。大量的维权行为可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法律本身错了。
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关于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
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
应多站在百姓角度考虑问题
济南时报：全国近期发生的“堵路维权”您是如何看待的？于建嵘：使用这种方式维权的市民，都有十分具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会采取这种方式。但这一行为导致其他市民不便，损害了公共利益，这部分维权者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济南时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维权？
于建嵘：老百姓集体堵路，背后肯定有成因，政府部门应该多站在老百姓角度考虑问题，以消除矛盾的根源。“堵路维权”和其他单纯的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相比，毕竟还有所区别的。
完善具体制度，缓解社会矛盾
于建嵘表示，当前中国许多问题都与官民冲突有关。其特点就是公权力为了获得利益无节制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是公民权利让渡、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等。这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我国宪法也正视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具体说，要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如要求代表与本地具有一定联系，如规定居住年限等，使其对当地更具责任感，让选民对其更有认同感等，使人大代表能真正反映民意，真正代表选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满意目前宪法中间的很多东西，但以最大的努力促成宪法的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 专访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杰教授
社会发展快新生事物多集体维权事件很难避免
每个正常人都是“理性人”，在采取、参与某项行动前肯定有仔细的利益考量。“堵路维权”是市民思考后的选择，在他们看来，以此维权“成本收益比”是最高的――― 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所希望的社会效应。类似“堵路维权”目前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例如近年来的车位纠纷、物业纠纷等，法规的完善速度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在多元化社会中，利益诉求也是多样的。其实，几乎所有国家内，群体维权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没有必要惊慌，而应该积极、坦然应对。更何况，我国集体维权者的诉求都集中于具体的利益――― 水电暖、车位、拆迁补偿等。
民间组织发育不完善矛盾容易在基层积累
目前，我们所处社会的民间组织发育不够。其实，现代社会应该有自我治理功能，政府不可能也无法把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一些矛盾应该控制在基层，老百姓通过各种民间组织进行自我管理。
老百姓的利益和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具体情况下，维权者的利益诉求有时会与政府有所冲突。这时，如果有健全的民间组织，事情往往好解决。因为，当地的居委会也好，街道办事处也好，在老百姓心目中都是代表政府的，矛盾一旦激化，沟通起来障碍就很多。但对于自发的民间组织，民众会将之作为利益诉求的代表，有了这一中间角色，问题会好解决得多，很多矛盾可能在激化前就解决了。
民众监督政府天经地义“GDP崇拜”会导致民怨
政府利益和民众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可一旦发生类似事件，舆论往往会站在民众一边。其实，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应处在被民众监督和批评的位置上，民众监督政府是天经地义的。
但现在一些官员还摆脱不了“父母官”的心态，往往使用过激方式处理事情，能不激化矛盾吗？只要当了政府官员，你就要做好挨骂的准备。“我们的有些官员经常说‘我是人民的儿子\’，老子骂儿子，不是很正常嘛。”另外，一些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例如拆迁等，搞得民怨沸腾，事实上这些地方官员存在“GDP膜拜”思想。现在推出科学发展观，很有必要，因为发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则是民众的幸福指数。
应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最愚蠢的是激化矛盾
群体维权事件在世界各国都很普遍，我们并不愿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毕竟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排除有怀有其他企图的人利用这种方式，使原本单纯的群体性利益诉求有“跑偏”的可能。
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有着大致规律：第一步，事态往往并不是很严重，维权者往往是有着直接利益诉求的人；第二步，久拖不决或没有主要负责人出面表态，喜欢“打抱不平”的围观者往往会站在市民一方；第三步，这个时候再继续往下拖，其他地方有类似诉求的人也会加入，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第四步，一些有着其他企图的人会参与并利用维权者的情绪，事态更难控制……这几步演化时间长短因不同个案而异，短的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长的几天或十几天。
对于把“堵路维权”上升到违法层面的说法一定要慎重。“如果你将这种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政府处理起来会陷入两难。维权市民的利益诉求若是明确合理的，你怎么处理？如果简单用制止违法行为的方式去处理，会把维权者置于政府对立面，不但会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事态的解决。”面对这种群体事件，处理者要有政治敏锐感的同时，尽可能缓解矛盾，把事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最愚蠢的办法，就是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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