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被异化的“堵路维权”■市民表示不能损害他人利益维护自己权益，“堵路维权”侵害了大众权益■异化的维权思维模式：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权，“集解锤，谓之权”。是秤砣、秤锤，悬挂秤杆上称重量之用，是衡器。自人类私有制后，便有了权衡理念。权衡，取其平，平者公道也。异化的权，看似公道，实则不平，如同待归位的秤锤。我们倡导的，是理性回归的――― 维权。
以堵路的方式维权，对公共秩序造成较大影响。(资料照片)□本报记者 孙华
2011年10月16日上午，济南市民张健站在郑州花园路边，心急如焚。他已经等了20多分钟，仍不见出租车来，也没有公交车的影子，“还要到多家公司办事儿，咋突然没车了！”
他不知道，郑州花园路和附近的三全路，已被东岸尚景小区上千名业主封堵了。事后，他从当地媒体上了解到，这些业主因房产纠纷抗议开发商而“堵路维权”。“太耽误事了，业务都差点泡汤！维权可以理解，但不能以侵害公众利益的违法方式进行。”回济南后张健告诉记者。
不仅在郑州。类似的“堵路维权”在各地均有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堵路维权”一直是不稳定因素，大家较少谈及，遑论在民众视野内公开讨论。可类似事件并未因不公开讨论而减少――― 随着中国迅猛发展速度和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增多，类似事件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
目前，社会各界正日益正视类似事件。发展离不开稳定环境，此类事件应急处理也在实践、理论研究中不断完善。面对“堵路维权”，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违法、不硬来”的框架内操作，主动以对话的方式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表现较为宽容、克制和理性。
“堵路维权”的诉求各有不同
2011年10月31日，因一男孩被车辆撞倒身亡，家属堵路将云南昭鲁快捷通道堵住讨要说法； 10月29日，因大楼被没有施工许可证的施工队切截主横梁，导致楼体结构性破坏，广州海珠区翠城花园小区几百名业主“堵路维权”；8月31日，湖南衡阳新进步商城商户集体“堵路维权”，致附近的解放路瘫痪；7月11日，陕西宝鸡市一楼盘10年未交房，引发业主“堵路维权”； 4月7日，昆明滇池路被百余购房者堵断，以此向地产公司讨要说法……
近日，记者与部分曾经或正参与“堵路维权”者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堵路不是目的，是为了维护具体利益，相关诉求集中在“讨薪纠纷”、“水电暖物业纠纷”、“拆迁补偿纠纷”、“车位纠纷”等方面。曾于2010年12月13日在济南东郊参与“堵路维权”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就居委会账目等问题与相关负责人交涉，得不到实质性答复，于是采取堵路的方式以期得到重视。她坦言：“我们就是为了多要些该得到的福利，现在发到手的太少了。”
堵路之痛：各方均受影响
多数相关部门的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居民堵路后会造成心理压力，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精力会用在劝导、疏解、维持周边正常秩序等工作上。2010年，本报记者采访一起业主讨要“水电权”而堵路的行为，时值酷暑，十字路口被封堵，众多交警在现场疏导交通。维权者要求“说了能算的领导到现场给出答复”，却堵了两个多小时都没得到回应。这让业主很不满：“我们在烈日下维权，领导们却在屋里喝茶吹空调！”对此，物业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们不理解业主，他们去堵路干啥？有事在屋里好好说不行吗？是他们要堵路的，凭啥要让别人陪着？”最终，近百名业主冲击物业办公室，要求“领导们应到烈日下的人群中现场办公”。
在青岛、河北燕郊、北京晓月苑等地发生的“堵路维权”事件中，也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现场矛盾被激化，导致堵路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发现，“堵路维权”所封堵的道路或是城市主干道，或是区域中心主干道，或是繁华地带道路。道路遭封堵后，给当地经济生活秩序带来较大影响。
在济南，部分市民接受采访时称，对维权者的处境表示同情，但终归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堵路维权”侵害了大众权益，让过往车辆和行人无辜受到损失。这种维权方式，对社会影响大致相似。北京五环路遭堵时，有车主曾算了一笔账，该路段每分钟车流量约100辆，被堵3个小时，近2万辆车被堵在路上，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
维权怪圈：不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山东大学社会学博士高洋认为，“堵路维权”者有自己的逻辑和算盘：他们发现一些部门重视维权纠纷是有门槛的，既然只重视大的维权纠纷，那么就把“小纠纷”闹成“中纠纷”，仍得不到解决，就把“中纠纷”闹成“大纠纷”，甚至闹成媒体关注的公共事件，直到对方认真解决为止。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便形成了。对此，江西省一名检察官杨涛曾撰文分析“堵路维权”：“以往很多堵路的经验表明，相关部门通常是不会特别理会一些维权者要求的，将他们推来推去，因为他们知道，不搭理这些人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严重后果。而一旦这些人集体上街堵路，事件性质似乎就变了，好像从一个单纯的维权事件变成维稳事件了，这时他们才会格外注重维权问题，因为解决了这些问题，堵路就会消失，也就达到维稳目的了。”
这一路径曾出现在湖南浏阳市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当地上马镉生产线后，周围出现树木枯死、村民中毒症状，面对大量投诉，直到居民大规模围堵镇政府前，有关部门的结论仍是“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而一旦发生堵路事件，相关部门就迅速行动起来，着力解决污染问题。
这种事多了之后，维权者开始意识到一种被异化的逻辑：正规途径维权无望时，必须用堵路等违法手段，倒逼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杨涛称：“如果相关部门不转变工作思路，不真正把民众疾苦挂在心头，那么这种异化的违法式维权事件短期内能绝迹吗？”
对于“堵路维权”行为，学者贺卫方表示，目前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需要更多表达渠道。“堵路维权”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也表明老百姓有意愿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获悉民意提供了一种渠道，另一方面，类似维权事件可让社会上积累的怨气得到宣泄，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总是无声恐怕更危险，一个国家偶尔出现不满、抗议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大自然并不总是春光明媚的，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
律师郝劲松：维权通道不畅是主因
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呢？知名律师郝劲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反映了维权通道的不畅，如果一些问题打个电话就可解决，谁去堵路呢？走法律途径固然好，但打官司不是一两天能判下来的，若起诉了，经过立案审查期、开庭、宣判……一年两年就下去了。比如供暖纠纷，等官司打完，当年的供暖季早就过去了。‘堵路维权\’并非不理性，当事人会去衡量各种维权方式的利弊并尝试，最终会选择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郝劲松说：“有些时候，靠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反思。老百姓若能找得到合法有效地维权方式，会去堵路吗？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作为，及时应对并关注老百姓的合理诉求，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堵路维权\’的发生。”
处置方略：积极对话避免“硬来”
2011年11月21日，记者先后采访了国家信访局和山东省信访局相关人员。相关人员介绍，信访制度是化解此类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的信访制度结构复杂，机构之间沟通不畅，加之上访者的“清官情结”等因素，导致信访成本较高，效益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问题无法在第一时间解决，也导致“堵路维权”的发生。
在各类“堵路维权”发生后，记者发现当地相关部门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防止事态激化。各地的处置方法多在“不违法、不硬来”法律框架内进行，主动以对话方式，寻求与维权者达成意见上的一致，并协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其间，维权者的利益诉求也大都能得到重视，相关问题解决也有所进展。
11月21日，在济南一家街道办事处负责群众工作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街道办事处的维稳预案。其中包括：适用范围、工作原则、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善后处置机制等。
该街办负责人表示，维稳预案是办公桌上的常备文件，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各项工作会按要求开展。同时，乡镇街办一级的维稳任务比较实，但人手少、编制少、任务重。他表示，维稳千头万绪，对象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有涉及土地纠纷的、企业改制的等，今天这个事解决了，明天可能又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而有的事件并不能一时解决，是个长期的过程。“维稳工作有的有预兆，有的没有，有的发生往往在一瞬间；有涉及政策的，有涉及法律的，维稳干部不可能样样懂，所以有时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任务非常繁重，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最好的维稳，就是不等到民众堵路维权的那一刻出现，就把矛盾化解掉，把问题解决好。”槐荫区群众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邱英表示，连续多年来，济南市槐荫区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到位，“这取决于各相关部门日常所做的大量工作。群众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不可能不产生矛盾，作为服务性政府，公务人员就是负责联系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邱英总结，要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工夫提前下，感情要拉近，说到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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