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法宝 熊孩子的克星 戒尺之下 打有文化
对付“熊孩子”，现在的老师以批评教育为主，但古代的老师则毫不留情，他们手持长长的戒尺，以此震慑和惩戒违反课堂纪律和不认真读书的学生。千百年来，戒尺一直象征着师者的威严，而工艺上乘的戒尺也是一种难得的文玩。
古代戒尺下打学生上打家长
戒尺也叫戒方，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惩戒所用的板状物，近现代许多名人如鲁迅、邹韬奋、郭沫若等都有在戒尺下挨打的经历。
戒尺最早为佛教所使用的法器，通常由两块竹木板拼成，一仰一俯。据说佛教禅宗祖师对初学者，常不问情由当头给以一方，或大声喝叱以令回答，以考验其领悟佛理的程度。后来，戒尺被广泛用于学校教育，并简化为单根竹板或木板条。与佛教法师说戒时所用的两块一仰一俯的戒尺不同，老师所用的戒尺，并没有统一形制，长短、厚薄、宽度、材质等都是根据使用者喜好而定。简单的戒尺，就是一根长方形小木棍或竹板；讲究的戒尺，把手位置会加以修饰，以方便人手抓握。
古代老师用戒尺惩罚学生叫“扑挞”，也就是现在说的“打板子”。“扑挞”通常是打手心或者屁股，与罚诵、罚抄、罚跪相比算是较重的惩罚了。明代大学者黄佐在《泰泉乡礼·乡校》中曾规定：“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扑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可见当时校规之严厉，学生逃课不但自己要挨板子，连家长也要跟着挨打。
古代教育理念、教学手段相对落后，戒尺成为课堂上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捍卫了师道尊严，让淘气、落后的学生心知敬畏，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新学的兴起，私塾制度以及塾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用戒尺“扑挞”学生也就从制度下降为可有可无的体罚了。
因工艺上乘晋升文房之宝
由于戒尺是学塾和书斋里的日常用品，讲究耐用和传承性，所以多是用上好的木料或竹子制作，拥有异乎寻常的质量和硬度；同时戒尺又造型各异，打磨精细，兼有一定的艺术观赏性，由此也成为现代收藏家们大力搜求的文玩器物。
戒尺除用木头和竹子制作外，也偶有铜铁的材质。但是，老师耳提面命的目的，是让学生以前失为戒，竹木具有一定的弹性，既能起到责罚的作用，又不至于打伤人，故以竹木戒尺最为多见。其中一部分竹木戒尺上面，还雕刻有装饰性花纹，以及诗文警语，风格简净秀雅，刻写自然流畅，由此也柔化了权力的坚硬属性，展现出了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庸策略。
戒尺也不只限于学塾内使用，一些文人为了砥砺德行，令自己的性行端谨，方正不苟，也会在自家的书斋里陈设一根戒尺，上面雕刻有简洁而又含义深刻的名言警句，时时把玩审视，敦促自己洁身自好，保持警惕。如安徽省黟县南湖书院启蒙阁的戒尺上就刻有“光明而观月窟，踊跃以超龙门”的字样，语出乾隆六皇子永瑢，表达了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再如，蒲松龄也曾自刻过一方戒尺，上书“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以此自勉自励。
戒尺中亦不乏紫檀、黄花梨、金丝楠等上等品，经过人们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摩挲抚弄，常被触摸的部位，光华温润，细腻晶莹，像是时光被融入了这些古旧的文房用物里头。清代戏剧家李渔在《比目鱼·改生》中写道“戒方终日不离头”，就是这种文房趣味的写照。
于惩戒、砥砺、把玩外，戒尺还有其他一些用途。如硬木戒尺的分量很重，在临摹书法的时候，压放在宣纸上面，即可代镇纸使用。国画中的“界画”，也可用戒尺作为画线用具，绘出宫室、楼台屋宇，成为水墨丹青的精美样本。这些附加功能，也令戒尺承载了更为丰富的语义，获得了一种美学的品质。
拍场上时而得见价格不高
一些工艺上乘的古代戒尺也曾在拍场上出现，价格不高，值得藏友留意。
2011年6月，北京匡时曾上拍一只清红木刻山水诗文戒尺，以约5万元成交。此戒尺长62厘米，为红木材质，包浆红润。戒尺以阴刻技法为之，上半部刻画山水诗文，共5行，字体舒展俊朗，婉转流畅，极具文人秀雅之风。下部雕刻山水，近景树木郁郁葱葱，枝条垂然，其下草亭内，高士独坐，好似正在倾听流水潺潺之声。中景平远写出江面辽阔之势，极目远眺，重峦叠嶂，顿生远离尘嚣之感。这只戒尺，造型规整，运刀兼工代写，秀挺流利，且立意深远，实属难得佳品。
2017年7月，西泠印社上拍了一只清石舟款竹雕人物诗文戒尺，以2.3万元成交。此戒尺长58.9厘米，以紫檀为材，呈长方形，正面四角起边棱，中阴刻“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八字隶书铭。“曾三”即曾子，“颜四”即颜回，“禹寸陶分”又暗指大禹和陶朱公之典，均代指古代儒家弟子修身养性、课徒教子之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此戒尺按长度亦可作文房镇纸之用，是一件体现古代私塾制度的珍贵文物。
（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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