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石刻，还有多少宝贝等待发现？
唐·李珏华景洞题名石刻拓片
清·长赓宝积山题“禁止毁树”石刻
清·长赓宝积山题“灾及其身”等字石刻
▲佚名宝积山题寿字石刻
▲云龙逸客题“寿”字石刻
近两个月以来，于桂林石刻收获颇多。传拓李珏华景洞题名，可校历代石刻文献之误；发现吕愿忠雉山题诗并记，方信孺雉山题名，刘希旦、缪良佐雉山乐盛岩题诗等，可补历代石刻文献之缺；发现长赓宝积山题“灾及其身”等字，可丰富宝积山栽树绿化之史实；再现佚名宝积山题“福寿”二大字，可增桂林石刻题榜之量；得见四望山西麓“寿”字摩崖，可补桂林石刻寿字文化历史掌故。散落在桂林大地上的这些石刻中的散珠碎玉，期待着我们去发现，并将其串联起来，形成璀璨的珍珠链。
感恩对桂林历史文化、桂林石刻文化执着追寻、探求并深入研究的所有人！
喜见李珏华景洞题名
2019年10月20日14﹕33，我将3个小时前拍摄的宋代李师中华景洞题名、唐代李珏华景洞题名两张石刻照片，微信发给桂林文博专家谭发胜老师。谭老师回复说：“太好了。此件石刻在民国年间已认为被毁了，1977年编三卷本时，岩洞被封，无法查对岩内情况。今重新发现，很有意义。”谭老师说的“此件石刻”指唐代李珏华景洞题名。对此，《桂林石刻》三卷本注云：“右磨崖在宝积山华景洞。真书径一寸，石刻已毁，兹据谢通志录文。”
三卷本据谢启昆《广西通志》录文云，“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允□会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同游时珏蒙恩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谱从行”。
这两件石刻好几年前就由韩海彬、王晶发现，并拍摄了照片。2018年，桂林市人大针对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进行立法检查时，我曾将照片出示给同行的林京海、谭发胜两位老师，并说有可能是唐代元晦的留题。不过，由于石刻效果非常差，表面大面积覆盖有一层白色的石灰质，只能隐约看出篆书的“郡”字，照片左下角的另一件石刻更是漆黑一片，基本上看不出字的痕迹。
关于李珏华景洞题名石刻，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卷9云(按，该内容及下引谢通志内容均转引自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一书)：
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充，会昌五年五月廿六日同游。时珏蒙□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揩从行。
又云：“凡九行，自左而右行，刻于粤西之风洞。甲辰岁袁简斋(枚)游粤中拓以诒予。”钱大昕所得拓片是友人袁枚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赠。谢启昆《广西通志·金石略》卷215收录《李珏题名》，与钱氏录文有所出入：
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允□，会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同游。时珏蒙恩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谱、揩从行。
这一录文比《桂林石刻》三卷本又多出一个人来：揩。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说：“钱大昕《跋尾》、陆增祥《补正》以同游者作‘元充’，谢启昆《金石略》作‘元允□’”，到底哪一个对呢？“幸而有清拓片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但“拓片漶漫不清”，关键之处，无法做出有信服力的判断，户崎说：“从录文来看，谢本比钱本辨字多，当从谢本。”可我觉得没有见到石刻实物，总让人不甘心，仅凭这样“当从谢本”就一定对吗？这件石刻的完整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2019年10月21日上午，桂海碑林博物馆第四代石刻传拓技艺传承人韦可祥对李师中、李珏华景洞题名石刻分别进行了拓片。我和桂海碑林博物馆的鲍刚、邓志强经过仔细辨识、比对，从拓片上可以看到的内容是“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省校书郎元充会昌五年五月廿六日□游时珏蒙恩移郡之任桂阳校□以京国之旧邀引寻□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谱揩从行”。由于石刻最低端有一小段石块剥落，导致缺省4字。结合前引钱大昕《跋尾》、谢通志录文，李珏华景洞题名的全部内容应为：“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充，会昌五年五月廿六日同游。时珏蒙恩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谱、揩从行。”值得一提的是，石刻上李珏的珏字不是王字旁，而是写作两个玉字并立，而李珏的四个儿子阶、潜、谱、揩(階、潛、譜、揩)，其字右边的下半部分均写作“日”字。
至于李师中华景洞题名，尽管李师中留在桂林的摩崖石刻不止一件，但华景洞题名却是其中唯一一件篆书作品，因而弥足珍贵。从拓片上可以看到的内容为“提点刑狱李师中前琼守谢鸿郡丞黄照幕□孟庭坚段□修周佺□□岩下嘉□□丑正月□□□”，总共脱落九个字。结合文献资料，该石刻完整内容是“提点刑狱李师中，前琼守谢鸿，郡丞黄照，幕下孟庭坚、段惟修、周佺会此岩下。嘉祐辛丑正月十九日。”
李师中、李珏题名一前一后，一右一左，位于宝积山华景洞的某处石洞上方石壁。韩海彬、王晶拍摄照片的时间是2013年4月20日11﹕05，我拍摄李珏题名的时间是2019年10月20日11﹕18，时间过去了6年6个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来拍照时，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两件石刻的笔画痕迹都看得很清楚，再也不是漆黑一片了无字痕！莫非是洞内湿气多年氤氲侵蚀，将原来附着于石刻表面的石灰质洗脱落了？韩海彬知悉后微信说，之所以“两件石刻的笔画痕迹都看得很清楚，再也不是漆黑一片了无字痕”“是因为后来我又去了一次，把一些盖字的东西给刮掉了。”又说：“我出来时，还特意把洞口的覆盖物又掩了一次。”我开玩笑说：“石刻底部脱落了一截石块，是不是刮掉的？”海彬说：“我以人格担保，发现时就是那个样子了，我当时还为此心痛。”又说：“我也没那么大手劲啊！”我说：“好的，把这段故事记录了。”说完之后，我把李珏华景洞题名内容全文发给了海彬。
禁止毁树谈绿化
和宋代桂林石刻相比，清代桂林石刻在内容上有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清代桂林石刻已少有宋代桂林石刻记载的士大夫文人官僚们游山玩水的那种小资情调，缺乏阅读宋代桂林摩崖题名题记的那种美感与畅快之情。清代桂林石刻大量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禁约碑(所谓朝廷有律法，乡党有禁约)，还有各种捐资列名碑，各种官府告示(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宋代范成大任职桂林时，镌刻的《经略范公劝谕》乃清代告示勒石之滥觞)，调解文告，朝廷诰封，乡民的具结悔过书，以及各种重修营建庙宇会馆、街道佛堂的各项收支明细账，甚至连买了多少八仙桌、板凳、碗柜、铁锁、大碗、饭碗、酱油碟、酒杯、调羹、茶杯等等，都刻到石头上了。从官员的悠游山水吟诗题名，到调整社会关系的各种告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柴米油盐，清代桂林石刻在内容上更接地气，更丰富多彩，这正是清代桂林石刻最为鲜明的一大特点。
宝积山上镌刻有两件与植树有关的摩崖石刻，这就是清代桂林石刻在内容上拓展的代表。其中一件是告示性质的：“禁止毁树。按察使司长示，光绪五年正月吉日。”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另一件是记录当年植树情况的：“宝积山老树参天，佳木葱蒨。丁丑十一月新栽松六十四株。己卯正月复栽松四十四株，桂十五株，又松四株，山顶栽松五株。二十六日庚午记。二月十五日，山顶下坡栽松六株，再西土岭上栽松三十六株。”也就是说，光绪三年十一月，官府在宝积山新栽松树64株，光绪五年一、二月期间，官府又在宝积山栽种松树95株，桂花树15株。这两件石刻均位于宝贤中学内，并排镌刻在去往宝积山顶的东边磴道旁的石壁上。其中，告示性质的“按察使司长示”的“长”，是指时任广西按察使长赓。明清以来，广西按察使衙署就位于宝积山下，在宝积山上栽种林木、禁止毁树，可以说是保护衙署的风水林，自然也给桂林山水增添了绿意。
熟悉桂林文史的人或许知道，早在康熙年间，就有外地来桂林做官的人，看到桂林的山不生树木，觉得桂林之称，名不副实。闵叙《粤述》云：“粤西诸山，石骨嶙峋，绝无树木，意谓兵火使然。乃询之土人，质之往帙，即前代亦复尔尔，……至桂岭，即今之叠彩山，在府治北门内，其上多桂，今无一株……桂林之称，名不副实矣。”陆祚蕃《粤西偶记》云“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树木，巉削直上，不可登陟。”闵叙，安徽歙县人；陆祚蕃，浙江平湖(今嘉兴)人。二人于康熙年间先后在桂林任广西学政。十余年前，我做《寻访桂林老八景》系列片，曾在网上搜到一些民国时拍摄的桂林老八景明信片，老照片上的桂林诸山真的是光秃秃一片。遂忆起2001年2月，桂林市开展的“新世纪桂林市军民石山造林绿化行动”，当年全市组织军民10000多人，在市区老人山、铁封山、观音山、宝积山、鹦鹉山等10座石山开展人工植树活动。如今在宝积山一蹬道旁，还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新世纪军民绿化责任山”几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桂林的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眼望去，桂林的山真有柳子厚所言的“岭树重遮千里目”之蒙茸矣。
2019年11月23日中午，阳光晴好。我拾磴而上宝积山，冬日的暖阳透过萧疏的树枝洒落下来。按照网友“乐在桂林”的提示，这一天我在宝积山新发现了长赓镌刻的另一件与禁止毁树有关的石刻，并认出了仅存的字迹：“……灾及其身。己卯仲春长赓题。”由于石壁损毁脱落，“灾及其身”四个大字之前的内容已不复可见，“及”字笔画也有缺损，惟余署款保存完好。细忖其意，应该也是号召大家爱护宝积山树木，禁止毁树，以免惹祸上身。己卯仲春，指光绪五年二月。刻完禁止毁树石刻没多久，长赓就得到提拔，去往河南，做他的河南布政使去了(光绪五年三月朔日新授河南布政使)。他的广西按察使一职，由山东督粮道崧骏接任。
寿字石刻话掌故
提起寿字石刻，镌刻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的永福百寿岩的百寿图石刻闻名遐迩。我在《永福石刻》一文中曾说：“永福石刻数量不多，但仅凭一件百寿图，就足以跻身于桂林石刻之林，特别在展示福寿文化方面，还找不出哪一件石刻能享有百寿图那样的声誉，历经将近八百年而长盛不衰。”2008年9月，百寿图石刻荣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含同字异体最多的古代摩崖石刻”，百寿图为世界第一。2013年5月，包括百寿图在内的永福百寿岩石刻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众所周知，“福寿文化”是民俗吉祥文化的核心“福寿双全”是人们的美好追求。福寿石刻自然也就成为桂林石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临桂(今桂林)人许汝霖将山西汾阳人郭司经于同治五年书写的“福”字镌刻于桂林独秀峰东麓，在“福”字石刻旁边还镌刻了郭司经书写的一副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到了光绪七年(1881)，许汝霖又在独秀峰西麓镌刻了郭司经书写的楷书大“寿”字。次年，郭司经书写了一个行书大“寿”字，许汝霖等人把它镌刻于叠彩山北牖洞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时任广西巡抚张联桂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赐予的“寿”字镌刻在独秀峰南壁。另外，永福凤山刻有传为宋代武状元李珙书写的“福”字，全州龙隐岩刻有传为吕洞宾书写的“寿”字，而五代靖江王朱佐敬在《独秀岩记》石刻中写的“福”字的放大版则出现在2017年央视春晚桂林分会场(五个福字之一)等等。如今，这些福寿石刻已成为桂林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宝积山上，与长赓题“灾及其身”等字仅一径之隔的斜坡上，镌刻有两个楷书大字：福、寿。2019年11月23日中午，我用树枝将覆盖在“福寿”二大字上的落叶尽量扫除干净，并分别拍摄了照片。于我而言，这是一次新发现。我咨询桂林文博专家谭发胜老师，他说他刚参加工作时就知道宝积山上有“福寿”二大字石刻了，但不清楚是何时所刻。网友“长乐未央”说：“1983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就发现这两个字了，肯定不会是近年刻的。”11月29日，桂海碑林博物馆对“福寿”二大字做了拓片，竟然发现了署款痕迹。当天中午，我赶过去看，可惜仅有半个字而已，或为“唐”字，或为“庚”字，或为“赓”字，下半部分没有了。由于福寿石刻左边有明显的采石痕迹，署款或因此而损毁。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11月30日星期六上午，天阴得很，我前往叠彩路8号大院———也就是原来的地区行署大院，探访另一件“寿”字石刻。早前我看了网友发的帖，知道这件石刻有落款，但照片上仅能看出“云龙”二字。这件寿字石刻镌刻在叠彩山支峰四望山西南麓的一块大石头上，石头外形很像一个大寿桃。落款实在看不清楚，我在9号楼前的篱笆底下找到一个口盅，舀了水去擦洗，效果好多了。最初辨识为“云龙逸客□□香言□侯千祝”，显然不通顺，又反复辨识，终于识得“云龙逸客为上彩岩□侯千祝”字样，尚余一字未能识别，又记起两天前谭老师说该石刻是为宗侯祝寿的，于是我请谭老师将相关内容发给我，一看，没有辨识出来的□，即是“宗”字，再对比石刻反复咂摸，终于看出“宗”字的笔画来了。谭老师将这件寿字石刻取名为《云龙逸客书“寿”字》，收入即将出版的《桂林石刻碑文集》一书。在按语中，谭老师写道：“云龙逸客、彩岩宗侯均失其名，亦未署年月款。但明代中后期，宝积山东面及叠彩山麓皆为靖江王宗室辟为别业，其‘彩岩宗侯’者即靖江王宗室成员。故将该作品置于明末。”由此看来，这件寿字石刻就是桂林市区迄今可见最早的寿字摩崖，也是其第一次被著录入书。社科专家邓云波说：“我曾在那上班，视而不见。”话语后他添加了一个害羞的表情符号。
关于雉山新发现的吕愿忠题诗并记、方信孺题名等石刻，早前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叶昌炽《语石》云“南宋光尧后，士大夫渡江而南，临安为六飞所止，江、皖不啻左右辅，即闽、蜀、楚、粤之区，或请祠归隐，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每一展对，心开目明，如接前贤謦欬。”今天，我们攀岩越壑，扪崖剔藓，访石读碑，恍恍惚惚亦如接前贤謦欬，遂油然而生一种感慨：当我们游山时，谈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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