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怎么知道和为什么要提到王茂荫
□ 陈平民
卡尔·马克思（1818—1883）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今年5月5日，是他200周岁诞辰。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自己的经济学巨著中提及过清代歙县人王茂荫，王茂荫因此被称为《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今年也是王茂荫诞生220周年，不少读者知道我研究王茂荫多年，问我“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他为什么在《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这里，借报刊一角公开作答。
王茂荫（1798—1865），原名茂萱，字树之，号过薖，三十四岁时改名茂荫，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在北闱高中进士，晋身仕途，供职户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王茂荫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考证和研究中国古代“圜法利弊”。咸丰元年（1851）九月，身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任的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他是咸丰朝第一个倡议币制改革之人。咸丰三年十一月，他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很是不妙。不兑现纸币“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以及各类低值铸币的发行，并非按王茂荫的方案发行，终于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愈演愈烈。到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为止，仅“大清宝钞”一项就已发行了百数十万，造成“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费力周折，为累颇多”，钞票成了“吵票”。王茂荫洞察这个情况，夙夜焦急，刻思有以补救之方。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公历1854年4月2日），他给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提出四条补救建议，中心是主张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为此，他遭到咸丰帝的“严行申饬”，说他的主张是专利商贾而不问国事，并解除了他对财政货币事务的发言权。
王茂荫遭受申饬这件事，虽然发生在清廷内部，但却被沙俄驻北京公使馆的一个名叫巴达第的使节作为情报加以收集，并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一书（俄文版）。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学者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在柏林出版，书名改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正是从该书中知道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神交了王茂荫，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中，讲到铸币、价值符号和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特地加了一个标号为83的脚注，在这个脚注中提到王茂荫。据我38年前所考，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及的名人，有680多人，而中国人仅王茂荫一个。王茂荫是清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公历1865年8月13日）在新迁居的义成“天官第”病逝的。《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发表是在1867年（手稿在1865年底写成）。因此，马克思神交东方的王茂荫之时，王茂荫很可能还在人世间。
巴达第（1817—1878），原名加发，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位汉学家。清道光二十年他作为沙俄驻北京第12届布道团的修士大司祭来华，咸丰八年（1858）换班回俄。巴达第在华十余年，利用特殊的身份从清廷中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他曾组织下属撰写、编译、编辑，出版过四卷《帝俄驻北京布道团论著集刊》，其中1857年出版的第三卷刊载文稿14篇，《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是其中一篇，撰写者为巴达第的下属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编辑者则是巴拉第本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的那个著名83号脚注前半截为：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147页）。
在马克思看来，纸币是以某种贵重金属为本位发行的，因此它的兑现是不成问题的。他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说得十分明确：
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
马克思还说：
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马克思这两段话，分别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5页和419页。足见，马克思对王茂荫当年主张钞币兑现，在理论上是完全赞赏的。
35年前，我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经济学周报》简略回答过这个问题。而今的回答，是比较详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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