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布泊核基地走到钱学森身边（下）
□吴中秋
“北京”和“去”这两关键词，我是听清楚了，尽管司令员说得很轻。我条件反射似地举起手，敬了个回礼，大声回答:服从首长安排！
按现在人的习惯，你傻呀！你干脆说，愿意！愿意！万一司令变卦呢！不过，那个年代，党培育了我，我除了缺点，一切都是党的，军队的，组织的，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调令很快就到了。这时我再猛然想起两件事:一件是干部处长王国民要我请客，把牛皮袋锁进保密柜的；一件是研究所组织科科长，吃饭时跟我说，你真是荒山野岭出的秀才。好家伙，牛皮袋里原来是送审的我的生死档案，又说我是荒山野岭的秀才，是来搞政审呀！
今天看来，这些事巳经是雨过烟云，那个年代，对一个追求奉献的同志来说就是惊天动地的变迁！
我在国防科委政治部报到，当了一名政治部的掌玺秘书，所有的权威象征——各种大印全由我保管，裤腰上二十四小时别着保险柜钥匙。上街也要报告时间和位置，那时没手机呀，连BP机也没发明出来，只是宿舍还装了电话。
哎呀！这那年那月啊！那时的荣耀，那时的信任，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加倍努力工作，千万别出差错！穷人的野孩子，党把你培养到这个岗位上，死也要死在奋斗中！
国防科委扩编为国防科工委，我被任命为当时最年轻的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那时我分工主管常务办公会议纪要拟定，和科技委钱学森、朱光亚、叶正大、宋健、程开甲、陈芳允等科学家的秘书管理工作。三队的黄铬(朱光亚的秘书)，一队高万余(李庄的秘书)，李友兰(张爱萍夫人兼秘书)，连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也在秘书处。
每天很忙，也很快乐！我发起搞办公无纸自动化，给会议室装打雷式的空调，在会议上发无线话筒，搞网络化优选，开微机学习班，帮外事办翻译文件，俨然是一个大管家。首长打电话也不翻电话簿，只呼：吴秘书，xx局电话多少呀？我不用思索，随口就出，xxxxxx。不会错的，后来有人戏称我是计算机大脑。其实，用多了，都能记住！
我正沉湎在秘书工作远景如何前进时，当时的陈斌主任突然召见我。他非常严肃地说:快！快！快！放下工作，马上到钱老那儿报到去！老头子发火了。
我一头雾水！我和钱老没直接接触呀！他现在的秘书，是北大高材生王寿云呀！
先报到吧！给大科学家钱学森当秘书是多大荣光啊。我上洗手间漱了漱口，皮鞋只好用水擦了，头发也用水抹了。急急地走去，把九元钱的近视镜扶正，喊了声“报告”，马上听到亲切的声音，“进来”，我就推开了门。
钱老竟笑嘻嘻地站了起来，迎上前和我握手，把我按在双人沙发上，并一起坐了下来，他好像笑中有威严，说：“你们不是说我钱学森多么重要吗？怎么我点名要个秘书那么麻烦？”
我明白了，原来他要我过来，可我不知实情，但只能笑而不答！
他又接着说：“吴秘书，啊，秘书大人，你可要答应，一直把我送到八宝山吗？”
我巧妙地避开了这伤心的话，马上站起来打趣地说：“钱老，恐怕八宝山不收你。”
钱老乐了，哈哈大笑。一个大科学家，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在他身边待了几年后，1983年8月，我作为军队第三梯队人选，进入国防大学学习。离开钱老，告别时，大科学家为自己的部下流下了泪水！
那年那月那日，我正回歙县老家探亲，突然接到一个噩耗，钱老走了！我含着热泪，尽快往北京赶，真的送他上了八宝山。
钱老，我永远记住在你身边的岁月，在你身边受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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