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中考
动物进化到人之后，伴随着胃的反刍功能消失，而产生了记忆的反刍，很多时候，这种反刍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年“高考季”，总有很多人在回忆自己的高考，我却想起当年的中考以及读了五年的初中经历，苦涩中似乎又咀嚼出不同的味道。
近日看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写的一篇关于社会阶层演变的文章，感触颇深。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眼里，社会就两个阶层——“拿工资的”和“不拿工资的”。我们要从“不拿工资的”的农村户口跨越到“拿工资的”的“国家干部”，捷径就是上中专。考取中专，即可转为城镇户口，毕业后分配工作，固定工资月月有，还有平价粮油、分配住房等农村户口望尘莫及的福利。这对于当时农村孩子而言，其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中考自然就成了决定我们命运的“高考”。
记得1987年，是最后一次以徽州地区名义举行中考，“八县一市”初中毕业生至少四万多人（或许更多，具体数字忘了），中专招生千人左右，“统招”（外省或本省省级学校）不足五百人，僧多粥少，百里挑一，竞争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985、211大学。那时，中考前先要进行一次“预选”考试，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孩子会就此结束读书生涯，回到农村接过父母的锄头。中考成绩优异者首先录取中专，然后是重点高中，再普通高中。当然也有个别家境殷实的孩子放弃中专而直接上重点高中的。那时高中的升学率也不高，即使歙县中学这样的省重点，综合升学率（大学、大专、高中中专）也不足三分之一，寒门子弟谁还敢花费三年去冒这个险？
参加中考，能够顺利升学也还只是少数，落榜者只能放弃学业，或选择继续复读，来年再考。那时，为了能够考取中专，选择留级或复读是习以为常的。留级者并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劣等生，而是成绩优秀但还不足以名列前茅者。要不是中专录取有“18周岁”限制，估计初中读六年八年的也大有人在。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留级（复读）考中专，不惜违背乡村伦理及国家法律，而去更改年龄，甚至易名替考。当然，那时还没身份证，也没有户籍电脑系统，更名易岁也非难事。
我有幸成为这几百名中专生中的一员，但在这之前，我却已在初中经历第五个年头。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学业吃力”，更不是为了“打牢基础”故意留级。
我老家歙县英坑，在浙皖交界的山沟里，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但贫穷的父母没能力同时供养我们五个孩子读书，两个姐姐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种地砍柴了。因为我是男孩，父亲同意我读完初中，然后去学一门“手艺”。当时，母亲已为我找好“师傅”，是个篾匠，我们那叫“竹匠”，他们希望我将来和竹子打交道，靠编竹器家具来谋生。
小学时光是简单的，没动力，也没压力，更没家庭作业（即使有，多家聚居的老屋也放不下一张书桌），课余时间，割草砍柴、摸鱼捞虾，考试成绩倒也过得去。上初中后，也依旧如此，读书倒成了副业，各门课程全面“飘红”。初二时，同学中辍学的辍学、转学的转学，初三已无法开班。
摆在我面前三条路——转学？辍学？留级？
然而对一个从未出过大山、只知道砍柴驮树、且对读书毫无兴趣的十五岁孩子来说，确实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决定。父亲“信守诺言”地给我做了一个决定——“三年初中读完”回家种地！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留级”初二，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红灯高照”下混满了“初中三年”。
也许是内心深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赶着一个十六岁的山里孩子，也许是“初中三年读完”后的那个暑假里，高山林场上堆积如山的树木压出我“想读书”的念头。
若干年后，我和儿子讲起那年暑假到林场上驮树的情景时，仍然鼻子一阵发酸：十几岁的孩子、不足一米五的个头、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十三华里的盘山路、六七米长七八十斤重的杉木、每天翻山越岭来回两趟……
母亲到处求人。在很多人帮助、尤其是一位恩师的关心下，我转学到三十里外的“歙县齐武中学”，并被安排到“最好”的班里。
接下来一年里，在“高手如林”的班级上，“垫底”的滋味也并不亚于到林场上驮树。300多个日出日落，300多个月圆星稀，我追赶着逝去的光阴，我甚至用最笨的学习方法将初中三年的英语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一年后，我还是与中专失之交臂，虽然可以选择重点高中——歙县中学，但我只能选择复读，读第五年初中，继续着“跳农门”的步伐。
六年前，我儿子中考，被屯溪一中“统招”录取，“省下”的钱，他买了一台配置最好的电脑，打了一个暑假的游戏。三年前，他高考，我为其填报志愿，绞尽脑汁，虽一波三折，终如愿被一所211大学录取。三十年前的现在，我中考结束后，却是自己随便填了一所中专学校，然后天天跟父母上山干活去了。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在哪所学校、什么专业。那天，我刚从山上拔了一担黄豆萁挑回家。
那时，不是父母不重视孩子填志愿，而是他们只关心能不能考上中专，跳出“农门”，跨入“拿工资”阶层，上哪所学校，则无关紧要。前阵子，网上看到一篇题为《一代中专生的悲情》的文章，文中写的“一批成绩优异的孩子上了中专”，这实实在在；而认为那时的中专生如今大部分在基层工作，甚至下岗，而成为“一代悲情的中专生”，这倒不完全确切。在当时环境下，选择什么学校就决定自己今后在哪个行业工作，也就“选择”了后来因改革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这个结局并不完全和中专生关联，招工者、技校生，甚至大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我很庆幸赢得那个年代的中考，上了中专，跨入“另一个阶层”。更庆幸当年稀里糊涂填的“志愿”，以此决定的行业和职业，并没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被“清场”出局而成为“一代悲情的中专生”。作为“先来者”，我还幸运地占据一个相对“靠前”的地段，且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如今，社会已不再仅仅是“拿工资”和“不拿工资”两个阶层，但“农门”子弟要跨越更多、更高横亘在自己前方的“门”并非易事，他们需要付出比城里的孩子多得多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当年中考的“含金量”远远大于现在的高考。只是“初中五年”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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