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研经历

黄山日报 2020-11-23 00:37 大字

黄立华

2018年,高考恢复四十年的时候,我应同学之约,写了一篇《我的高考》的文章,在同学的公众号上发表以后,也被“新三届”等公众号转发。文中提到我为了了却自己的大学梦,在师专毕业多年以后、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掉了一个心结。考取南京大学是1996年的事情,其实在此之前我还考过两次研究生,一次是1986年,一次是1988年,前一次分数不够,而后一次则是考取了却没有去。

我从徽州师专毕业后,在休宁做中学教师,两年后调到了新设立的徽州地委讲师团,从事的是干部理论教育的工作,这或许跟我参加当时正开展的“振兴中华”演讲活动有关,我去省里比赛拿了个人一等奖、又为整个徽州地区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出了力。由于我真正的兴趣还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而当时讲师团的工作任务并不繁重,因此平常更多的还是读各种文学的书。跟我几乎同时报到的刘伯山兄,大学学的是哲学,来的时候还没有潜心徽州文化,一门心思还在自然辩证法和哲学认识论上,后来又来了也是安大哲学毕业的徐跃,他整天爱看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做了不少的笔记,我们各自看书,下午快下班时还躲着下棋,偶尔我们的头儿也加入进来。现在想想也是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我的一个发小在现在的市委讲师团工作,他说他一天事情忙不完,我觉得挺纳闷。

天天看书的目的,其实心里就是想着要考研,尤其是从来没学过外语,得通过自学来弥补。那时每天一篇《新概念》第二、第三册上的课文,先看懂,再默读,然后抄写,第二天再把前一天的复习一遍,再看新的课文。就这样两年时间不觉过去。1986年我第一次报名考研,当时对哲学、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兴趣浓厚,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的西方美学。可能积累不够,考的时候,《西方美学史》一门几个大题目做得比较吃力,这一门最后成绩不高,但英语和其它专业课都还不错,这让我在沮丧的同时也增添了信心,毕竟这些内容都是自学的。两年后,我再次报名,这次报的是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个月后成绩出来,英语和政治理论都过了国家线,专业课成绩也还不错,但却没能挤进前几名,南大中文系给我发来电报,说是录取到为河南师大委培的名额当中,如果我愿意,可即刻赴南京签约。当时我已结婚成家,对毕业后是否去地处河南新乡的河南师大颇为纠结,跟家人商量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其中原因有多重,主要的是我当时想毕业后能在长三角等地工作。现在想来,这个放弃对我之后的人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次考研以后,虽然对文学理论的兴趣没有放弃,但一时没有考虑再考的事情,于是就开始写一些文学评论的文章。长文章难以把握,我曾把几篇文章拿给白盾先生看过,他觉得不够精炼和从容。短文章则在《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安徽日报》副刊和当地的报纸发表了一些。这其间因为和学者、评论家陈墨先生始终保持着联系,他对我的学习和研究一直给予鼓励和帮助,这是我对文学长期热情不减不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992、1993年,我所在的讲师团有可能因机构改革而调整,加上我在那时间呆的也太长了,于是我调到了《黄山日报》,先编周末特刊,后来基本是专门写评论。那个评论是包括方方面面的,好像除了跟文学无关,跟其它的都有关。像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编后之类,基本每天总有一样。我有时是晚上值夜班时,看到有值得议论几句的稿子就临时弄上一段,当然最后还是要给值班老总过目的。

这种日子本来也是平静和安宁的,但是一个始终喜欢现当代文学的人内心里似乎又总有一种不满足于平静和安宁的东西。在《我的高考》的文章里,我曾说到我的“大学心结”,这玩意还时不时会在心口上蜇我一下,加上自己在徽州出生长大,生活了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到底怎样?这些念头也会不经意间冒出来。到了1995年的9、10月间,我又产生了再去考研的想法。我向单位请了一个多月的假,重新拿起英语、政治和各种专业书,再次报考南京大学,12月里,我几乎是以当时年龄最大的考生的身份走进了考场。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多说了,第二年4月我接到南大的复试通知,因为我当时是以同等学历报考,中文系派了汪应果、朱寿桐两位教授对我面试,他们问了一个关于鲁迅的大问题,当时我已读过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关于鲁迅的论著,所以回答得他们很满意,汪应果老师最后问了我一句:“你早几年怎么不来念?”这年9月,我从黄山的报社离职,走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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