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动力变革
梁仁志
近代以降，尽管社会动荡，世事艰难，营商环境空前恶劣，但徽商凭借其卓越的经商才能，依然在商界保持了较强的实力和一定的发展势头。这与徽商的动力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徽商的动力变革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因应外在的生存压力，二是秉承内生的创新精神。明万历《歙志》中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徽商之崛起，乃是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的客观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以贾代耕。近代以后，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如当地“山多地瘠，粮食不足自给”的状况就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加之商业中心从汉口转向上海，徽商的经营地域较之前更加优越。这些使得徽商发展的外在动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为适应近代社会的急遽变动，更好地保护自己商业经营，维系自己的商业利润，徽商始终坚守创新精神，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为其持续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营方式的创新。传统徽商的商业经营普遍采用独资经营，也有部分徽商采取合资或合伙经营。及至近代，徽商经营则普遍向股份制转化，如周诒春创立的仁立公司。周诒春是休宁茶商周聿修之子，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实业家。他于1913年10月至1918年1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1918年初，他从清华大学离职后，与同学费兴仁集资2万元开设仁立号商店。为了扩大经营，周诒春于1920年邀集一帮亲友共同集资10万元，并正式将公司改名为“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地建屋，并在北京八面槽租房成立地毯工厂，发展势头迅猛。在景德镇经商的徽帮也多采用股份制，他们合伙经营的店铺多设有股东会，所有股东只能在股东年会时了解经营业务和提出建议，平时不得干涉经理行使职权，从而确保股份公司的良好经营。如徽帮典当庆泰，系合资组织，资本为10万元，股东有余英泾、何老廷、冯成就、汪寿山等。该典采取股东大会制，规定每年初召开股东大会，如遇特殊情况临时召开。
二是经营地域的开拓。近代以后，徽商开始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如歙县徽商张友深就是旅居日本大阪的华侨领袖。其父张国英早在1875年6月即已赴日本长崎开设“顺记号”商号，还娶了在长崎从事银行业的上田家族的女子为侧室。 1883年，江南、江西、浙江三地商人在长崎修建了“三江公所”，张国英长期担任三江会所的董事和总代（即总代表，相当于会长）。在修建三江公所后所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光绪初年，我帮贸易渐广，来者络绎，时有增加。”表明包括徽商在内的“三江帮”早在光绪初年就已开始成群结队到日本经商，且人数不断增加。
三是经营理念的演进。首先是更加重视广告宣传。近代徽商对广告宣传的重视程度要明显高于明清徽商。据1930年安徽民政厅对安徽省各县商业情况的调查表格记载，在关于商人的营业方法一栏，歙县的调查结果是“张贴广告使商业兴盛”，黟县是“均采用广告方法”，由此可见一斑。近代婺源茶商俞仰清就十分重视广告宣传。他的“祥馨永”牌珠兰花茶虽获国内外金奖，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通过广告宣传以提高知名度，在各类包装上都印上商标图案或诗文。百年徽商名店“胡玉美”以蚕豆辣酱名闻遐迩，早在光绪末年就十分重视产品商标及广告宣传，并参与清廷劝业部在各地举办的展销会。 1910年，其生产的振风塔牌蚕豆辣酱和枸杞菊花酒在南京举办的商品劝业会上，与展出的420余种商品比试高低，最终分获金奖和银奖，跻身中国名牌国货之列。其次是更加重视商业信息。以景德镇徽帮为例，旅景徽商字号一般都与上海、南京、杭州、汉口、九江、屯溪等城市的对口商号有业务往来，并建立起固定的联络关系，从而获得了稳定的商业情报来源。不少店号则订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工商实业》等报刊，以及时了解商品行情与物价指数。有的字号则装有专用电话，随时挂拨长途，沟通信息。有经营批发业务的大商号，都配有专门跑街的高级店员，每天到中小店铺走访一周，了解市场行销情况，征求进货要求等，并通报外地商情。
四是育才模式的嬗变。传统教育体制下，学徒制是各行各业培养人才的重要模式，但它是与旧式的商业经营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无法适应近代化的商业经营。有鉴于此，徽商纷纷加强对新式人才的培养和任用。1914年，徽州茶商吴君德创办乙种农业学校，专授茶科，“既切于地方实用，又随处得天然之设备，费省而功倍”。 1915年，休宁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专门开设商业课，为加强实践，还组织了贩卖部，《贩卖部宗旨》中说：“吾徽人强半以商为生活，足迹几遍各行省，信实久著于外。欲永保其优势，势不可不于教育上发扬而光大之。 ”祁门徽商康达为了发展景德镇陶瓷事业，还专门创办了中国陶业学堂。（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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