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鸿宾:解湘军困厄,为贤才伯乐
毛鸿宾赠同年进士书法
曾国藩写给毛鸿宾的书信他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两人不仅是性情相投的伙伴,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每当湘军粮草不继、兵饷奇缺,曾国藩愁容满面时,总是他筹划解厄,可谓是湘军征战南北的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鲍青
在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家书中,有数十封都对子女提到了一个人,让他们遇到困难找其帮忙定获应允；而在曾国藩的往来书信里,也有二十多封写给这个人,并屡次表达获助感激和深沉想念。这个让曾国藩信赖和思念的人,就是晚清重臣、济南人毛鸿宾。
毛鸿宾生活的年代,正是清廷统治由盛转衰乃至危机四伏的关键节点。为了民族自立、国家自强,毛鸿宾对弊政革除、朝纲重振提出了诸多建议和对策,赢得了同僚赞许。后来升任封疆大吏,毛鸿宾抚境安民、赞襄军务,劳心劳力,功绩显著。而他于繁忙事务中,更是求贤若渴,数次为朝廷举荐贤才,尤令后人津津乐道。
危机四伏,渐至觉迷醒悟
毛鸿宾入仕后的心态之路,往往与国家的命运起伏互为应和,从早年的闲适恬淡、向往书斋,慢慢转变为日夜勤劳、忧心国事。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毛鸿宾出生于济南历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25岁的他考取山东乡试举人。后经会试两度折戟,毛鸿宾终于考中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后经殿试取为二甲第80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
在该年的进士榜单中,毛鸿宾和一位三甲同进士名次接近,又兼年齿相同,志趣相投,算得上“同龄同年加同志”,如今又一起入选翰林院,关系最为亲昵,是无话不谈的挚友。这个三甲同进士,就是名臣曾国藩。后来的仕途岁月,他和曾国藩相互扶持,互为思念,这几乎贯穿了毛鸿宾的一生。
两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徜徉惬意于书斋生活。毛鸿宾时常和曾国藩等人,或吟诗作对,消遣闲适光阴,或流连书肆,寻觅善本古玩,似乎还没有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四伏。
在道光帝的统治下,清廷走向保守和衰退,对内官僚腐败严重、地方民变潮涌；对外鸦片走私泛滥、大量白银外流。面对艰难的时局,一些有识之士奋起呐喊,呼吁立即复兴社稷、重振朝纲。思想开明的林则徐,在湖广大地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洋情况；好友魏源则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资助下,编纂经世致用的《皇朝经世文编》。
在道光十八年的年末,面对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道光帝令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办鸦片走私贸易。
道光二十年,中英两国间围绕鸦片贸易的战争打响。战争初期,毛鸿宾属于坚定的主战派,屡次奏请朝廷速发大兵,剿灭英夷。但日益恶劣的战场形势,让他渐渐从虚幻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清廷的羞辱和中外的反差,更令毛鸿宾有如遭棒喝之感。但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思想仍旧局限在“朝纲不振、奸佞当道”的传统思维里。所以毛鸿宾心中对朝纲复兴的理想措施,还是“清除弊政,选录贤才”的儒学思想。
《南京条约》签订次年,毛鸿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他开始利用这次机会,录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到了道光二十七年,他又充会试同考官,依旧矢志为国择选良才。
同年,毛鸿宾在朝廷考核中位列二等,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了谏垣生涯。在御史任上,毛鸿宾终于能将自己对朝政积弊的认识,以及对朝政改良的满腔热切,化为篇篇奏疏,希望能有补时弊。
任职谏垣,疏奏屡切时弊
任御史的第二年,毛鸿宾便以故乡山东“捕务废弛”问题上疏朝廷。当时的山东,各地盗贼蜂起,或侵凌老弱,或打家劫舍,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但因为地方官人浮于事,众衙役疏于管理,缉捕盗贼异常迟缓。毛鸿宾希望朝廷能严词督促,令官府勤加搜捕,对尸位素餐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两年后,毛鸿宾被擢为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刚刚上任,他就上了一份极有分量的奏疏,直指地方久以存在,众人习以为常的“流摊”弊政,令暮年保守昏聩的道光帝也感到一丝惊诧和讶异。
“流摊”,起初是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亏空而被迫实行的政策。但好政策实行中往往容易走形变样,反而助长了此前的不正之风。
清代承袭明制,对官员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官员们依旧生财有道,对能够带来利益的环节都上下其手,百般攫取财富。他们往往于粮储库存中自盗贪污,再假借灾荒名义予以销账,从而造成地方仓储不足,缺数严重。面对普遍多发的“任意亏欠”现象,地方大员“亦曲相容隐”,导致各地亏空愈发严重。
财政亏空巨大,若迅速补清,只能取之于民,但肯定会引起社会不稳。为解决这个难题,清代中叶开始实行“流摊”之法,将亏空数额分年摊派补足。政策实施后,确实有一些地方的仓储缺数补齐。但令清廷想不到的是,更加严重的“流摊”问题却出现了。
一些官员赴任后,千方百计东挪西凑,解决前任留下的流摊亏空。可一旦面临调任或升迁,则忿忿然于自己的“清苦”。他们大肆花销,中饱私囊,留下巨额的亏空,等待继任者流摊解决；有的官员则暗中将自己造成的亏空,分摊到前任官员的账目内,导致流摊数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流摊陷入恶性循环,各地亏空问题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人言道:“本三五年流摊之事,今延期至十年二十年,辗转套搭,何时见底?”
毛鸿宾上疏朝廷,指出“流摊”的积弊,请求永远禁绝。他认为“今外省亏空多发,其弊莫甚于流摊”。流摊之弊已显,却迟迟得不到根治,其原因在于“接任人员或慑于上官之抑勒,或碍于同事之调停”,以致丧失原则,同流合污,导致亏空不断扩大。毛鸿宾笃信“乱世宜用重典”的信条,他批评当时朝廷处理失之于“柔”,即“欲惩治则担心受责者众,欲消弭则问题已入膏肓”,所以人浮于事,渐至难治。毛鸿宾建议各省督抚严查当地仓储问题,严办涉案人员,尽快补齐缺数,务求永除流摊之弊。疏奏呈递后,道光帝吃惊不已,令各地立即推行。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流摊弊政已深入骨髓,要立即根除无疑难如登天。
晚清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土贼盗匪泛滥,严重威胁地方安定。但地方官员只求乌纱得保,往往敷衍塞责,逡巡不前,问题日益严重。毛鸿宾为此忧虑万分,他认为“皇上特简重臣筹办,备饷不为不厚,调兵不为不多”,但地方匪患依旧猖獗,往往“始窜偏隅,继遂深入腹地”,其直接原因“乃大臣拥兵纵寇,观望周章,又毫无先期之布置”。毛鸿宾指出此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今之计不患盗贼不平,而患纲纪之不振”。他认为:“纲纪之存,必赖于宪典,自古未有宪典不明、刑威不振可以立国者。”因此他建议:“伏望即降严旨,择其退避之尤者,迅于该处明正典刑,则官吏将士晓然知法”。
为振兴纲纪,毛鸿宾不畏权势,多次弹劾大吏权贵,以期望整顿晚清腐败的吏治。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毛鸿宾弹劾重臣胜保,指责他“玩寇糜帑”等12条罪状。一直到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已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依旧“劾罢巡抚及布政使之不职者,墨吏望风解绶去……”经过他的黜华崇朴,华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得贤督抚,能造封疆之福
晚清局势跌宕,“军兴”兵燹不断,诸多名臣皆以“军功”而驰名当时。但与时兴观点重官员军事才能不同,毛鸿宾更为注重抚民、治政的才能。他认为:“得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
咸丰三年,时为都察院礼科掌印给事中的毛鸿宾,由户部尚书孙瑞珍举荐,奉旨回籍督办地方团练。当时回籍办团练,既缺钱粮,又无器械,且事事处处受督抚大员或地方官吏的掣肘。加上山民村夫,平时无有训练,仓促召集训练不易,往往成效不大。但是,毛鸿宾看中了团练“乱时能求一战,平时能保治安”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团练的保境安民功用。面对当时各地团练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弊病,毛鸿宾在山东“勉力支撑,艰难困顿,权而获全”。
毛鸿宾心忧地方安宁,常对地方剿匪建言献策,如他奏请“严赏罚、娴纪律、简军实、绝奸细、驭壮勇、解胁从”,以作为地方长治久安的对策。毛鸿宾抚湘期间,“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招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咸丰十一年,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首先,他“以城防不足资守御”为由,将原先残缺不全的长沙城墙“自东迄南而西,次第修葺”。此举大大加强了长沙城防御能力,保证在战乱时能坚守待援,减轻百姓伤亡。
后来任两广总督期间,毛鸿宾仍然留意防御对百姓的重大意义。他见“江西南路防御松弛,闽粤交界均无防御”,奏请加强地方防御,未雨绸缪,保障地方安宁。
甚至因细故丢官,回原籍退隐后,毛鸿宾依旧为地方治理献计献策。同治六年,年近花甲的毛鸿宾亲自“率民团协守,寇不得逞”。
湘军后盾,每解燃眉之急
毛鸿宾的仕途岁月,与曾国藩的交往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一环。曾国藩的发迹,为毛鸿宾的仕途提供了极大助力。而毛鸿宾也帮助曾国藩成就了卓绝晚清的文治武功。
两人交情的笃厚,可以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得以窥见。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获旨主持江西乡试,他便借此向清廷请假回籍探望双亲。离京时,他将一切家事托付给了毛鸿宾,“均蒙慨许”。行抵安徽太和县小和驿,曾国藩闻母丧,立即连发数函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嘱咐他“往叩求寄云(毛鸿宾字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他还告诉儿子,在北京的家眷要返乡吊唁,所需盘缠也可向毛鸿宾求助,他定能张罗完善。此外,他还交待了委托毛鸿宾代办的还债、筹款、存物、备车马、赠书等事宜,对毛鸿宾无比信赖。而毛鸿宾后来也将这些事办理得井井有条,令曾国藩感动非常。
因为相知相交,曾国藩因团练而得清廷倚重后,便不断举荐和自己见解一致的毛鸿宾。先是授意好友胡林翼“两次具疏”,称毛鸿宾在湖北任职数年,有胆有识,调度合宜,好善嫉恶,存心公正。很快,毛鸿宾就由湖北道台升为安徽按察使。同年,曾国藩亲自疏奏,保举毛鸿宾升江苏布政使。
到了咸丰十一年,清廷命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又是湘军南征北战的后方大本营和粮草基地。毛鸿宾出任巡抚,无疑让曾国藩感觉身心通泰,如虎添翼。此后,毛鸿宾为湘军筹集粮饷、器械、兵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粮饷对湘军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军心和战斗力。但湘军并非清廷正规部队,粮饷往往依靠曾国藩自筹,所以他常常为此“十分焦灼”。江西是湘军粮饷来源地之一,但随着征饷日益频繁,当地“饷源竭矣”。湘军将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为此惊呼:“饷地日蹇,实东征之忧也。”而毛鸿宾总是在湘军最急需时,将湖南的粮饷、物资送至营中,以解燃眉之急。
咸丰十一年六月,湘军各营欠饷非常严重,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道:“老湘营欠至八个月,余亦欠五六月不等。”为了防止部队因欠饷哗变,曾国藩打算“挪用祁门三万金先行协解多营,以济燃眉之急”。不料祁门的饷银不但没能顺利挪动,而且当地也“索饷甚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湖南东征局两次送来饷银9.8万两、稻米数百石,曾国藩这才长舒一口气,自言“真如大旱甘霖,稍定军心”。
同治元年,毛鸿宾又“协解火药至十一万斤之多”到曾国藩大营。同治二年三月,湘军“粮台奇窘”,几乎断炊断食物,曾国藩着急地向各处借粮银,但大多都未得到积极回应。毛鸿宾却第一时间“借谷四万”,令曾国藩感慨万千。曾国藩在书信中,称毛鸿宾抚湘“阁下所以惠助敝处至多”,此言出自真心而非虚美。
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欣喜万分的不仅有他自己,还有对物资供应望川秋水的曾国藩。他认为“寄云制军到后,粤厘必可略旺”,且湘军后勤保障“当有起色”。同治三年,曾国荃将所部湘军尽数裁撤,“悉数归农”。而按照湘军的惯例,平时兵丁多发半饷,拖欠饷银全部于遣散时发还。另外还要对兵丁发放一定的路费川资和适当安家费。这笔庞大的支出令曾氏兄弟焦急万分,时刻担忧士兵因欠饷哗变,让朝廷内猜忌他们的大臣抓到把柄。曾氏兄弟恳求毛鸿宾:“大批协济,以解倒悬为盼。”毛鸿宾知晓后,立即“慨济十万两”。曾国荃甚至为此感激到“流涕难抑也”。
为国举才,芳名留于当时
自入仕之初,毛鸿宾就非常注重物色、选拔人才,以为国家之用。湖南自古有“惟楚有才”的美名,但当时楚地英才,往往都加入了曾国藩的湘军,随他出省作战,湖南当地反而有“乏才之叹”。毛鸿宾得知自己出任湖南巡抚,就修书给曾国藩,“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曾国藩建议他仍以选材为要:“阁下在湘初政,仍要以物色将材为第一要务,在外征战的如胡、左、李诸公,在本地的如郭氏昆仲,皆与阁下契合有年。若一一遍访咨询,那么地方军队统领之选,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得之。”
曾国藩建议毛鸿宾:“于闲暇之时招募数营在省训练,渐成规模。本省有事,则调出防剿……本省无事,则择邻氛之稍近者出境协剿。”毛鸿宾随即在湖南建团练勇,操练演习,一面配合清军作战,维护地方秩序；一面训练培养团丁骨干,成为补充湘军的后备力量。
毛鸿宾抚湘期间,向湘军输送跟随他多年的山东同乡。这些山东人往往“技艺绝伦,亦有血性”,在湘军里“颇为得力,且甚可爱”。曾国荃因此恳请毛鸿宾在山东团练内“挑选技艺最高”,能干有气力,愿远征在外年余者,送至湘军营内,“令若辈传授湘勇枪法拳法,以倡湘军精熟短兵技艺”。这样一来,南北方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而将来可收实效矣”。
曾国藩湘军的扩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与毛鸿宾不断输送“技艺绝伦”“颇为得力”的团丁骨干,是分不开的。
而在“经世济民”思想指导下,毛鸿宾更加注意发现和荐举有治国之才的贤人。左宗棠早年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后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下。毛鸿宾在湖南期间,发现他“识略过人”,便多次竭力荐举。他在奏疏中褒扬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并认为他“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此后,左宗棠便“自是骎骎大用”,后来更成为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
同治元年,山东淄川发生动乱,百姓纷纷逃难,地方混乱不堪。清廷命远在湖南的毛鸿宾建言献策,保卫桑梓。毛鸿宾随即疏荐时任长沙知府的丁宝桢,称其人“有大才,可大用”。清廷采其议,擢升丁宝桢为山东按察使。丁宝桢赴任后,很快就稳定了当地局势。丁宝桢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功绩也非常耀眼,“人以服其(毛鸿宾)能知人”。
“中兴名臣”之一的郭嵩焘,曾任驻英公使,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为京官时,毛鸿宾“见郭之文采,极欲纳交,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毛鸿宾任两广总督后,清廷起初拟擢黄赞汤为广东巡抚,便询问毛鸿宾的意见。毛鸿宾竭力“保郭堪任粤抚……疏入,如所请”。
除了举荐此三位“中兴名臣”外,毛鸿宾还荐举了后任湖南巡抚恽世临、河南巡抚吴昌寿、体仁阁大学士李福泰等人。当时朝堂,皆认为毛鸿宾慧眼如炬,能于万千官宦中识别真才实学者。
毛鸿宾为官从政20多年,就选才肃纪、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向清王朝上奏疏数百篇,集中反映了他渴望“兴利除弊”的政治思想。在当时,他能识人、善治民的特点,并未隐藏在晚清诸臣征战南北的军功光芒下。曾国藩称其奏稿:“条陈时政,弹击权贵,皆切中事理,关系天下安危。以救焚拯溺之心,而出以金和玉节之度,询足为谏垣仪式。”胡林翼也感慨:“指陈切直而气象宽博,可谓凤凰一鸣,必任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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