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为了高考去“上访”
因为落榜，从那年起我一直羞于说起高考的事情。
我学习成绩不好，初中到高二排名一直在三名之内，从未改变过，当然是从后面计数。
我的父母是文盲，学习上从来不管我的，上学对我来说可谓是随心所欲，加上走读住校，我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孩子王”。有人问，你抽烟吗？我说不会，但有烟龄，初二时抽过。那时学习也就是抄报纸，抄来抄去，都是口号，后来才知道那叫“大字报”。无聊时，除了到学校对面老太婆家用饭票换麻花，偶尔会换包“大铁桥”香烟，躲在茶山上的防空洞里，学着大人吐烟圈。
1977年升高中我也是被照顾的，那时小路口有驻军，部队子弟非农户口高高在上。我家是砍伐队的，也是非农户口，只是学习不好，总是瘪缩缩的。别人都升高中了，剩下没几个人，非农户口只剩我一个，班主任张鲜红说，就他一个非农户了，让他去读吧，这样我成了班上最后一个录取的高中生。
那时我就读的高中叫灯塔中学，在现今祁山镇的谢家山村旁，学校是新建的，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劳动。印象深刻的是到新溪村驮木板，一个礼拜至少有两个下午，同学们三五成群，一路欢歌一路笑，采鲜花，拔野笋，捉鱼摸虾，除却驮板的劳累，晚上也可改善伙食。
祁门是山区，砍伐队的家是“移动“的，从小学到高中就搬过多次家。树砍完了就要搬到新的地方，我基本上是沿着溶口河而上的，溶口的余家、大环、何屋，上坑，再到小路口的杨屋里、石坑。
高中时“家”在石坑，父亲砍伐的木材会在汛期水“放羊”到溶口，经倒湖达鄱阳湖，通江达海。没水的季节会用车运，那时木材要交到县城的水运站，从石坑到县城大约十几公里，父亲每天早上要拉一板车圆木到水运站，后来让我也拉板车卖树。天麻麻亮起床，我在前，父亲在后，一人一车圆木。上坡时，父亲会在后面帮我推车，树交到了水运站再回到学校，父亲会把我的板车架在他板车上拉回去，循环往复，大约二三个月的样子。那时候最大的毛病就是瞌睡，上课总是迷迷糊糊的，下课就到后面山上睡觉。
高中时读书的日子很少，除了在学习时间劳动外，农忙时还有特别的假期，比如采茶时放假采茶，“双抢”时放假割谷。采茶倒是有趣，吃农家派饭，上山摘茶苞，拔春笋。可“双抢”就不好玩了，割谷子又苦又累又晒。农村的学生放假回家劳动，部队的学生早出晚归，剩下我们三五个非农户口的人，就拢到一个宿舍里。平日里那些分散在十几间宿舍的木虱，好像有感应似的，一下子集中过来，咬得你根本无法入睡，灯一开全躲到木床的缝隙里，你一躺下就成群结队进攻你，弄得你暴跳如雷，无奈只好搂床被子睡在门口的地上。
高中一直就那么碌碌无为，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努力的，好像1978年高二下半年，有一次倪永宏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敬爱的老师”，我写了大约800字，写老师在夜里灯光下备课批作业的情景，一连用了几个排比句，赞美了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倪永宏老师不仅给了我84分，还在课堂朗诵了我的作文，有生以来都是挨批，这次竟然朗诵我的作文，表扬了我，我臊热得不知所措，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不比人差，我应该努力学习。
表扬总比批评好，一句话，一件事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我是相信的。一篇作文让我尊重了倪永宏老师，也让我理解了“知耻而后勇”含义。人生这个节点让我铭记于心。
我这人脑子不好用，只能用笨办法死记硬背，好在分到文科班，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到山旁小路上背书，政治、历史、地理、语文，我从头到尾每课都背，每天一开始背头天已背了的课程，然后再背新的课程，循环往复，直到整本书都能熟记于心。背好了书再早餐。那时我除了数学英语，每次考试真的成了前三名。
说真的我也想把数学英语搞上去，可看见那些外文符号就像是天书，硬着头皮背，硬着头皮学，就是不长进！两个月下来数学英语成绩没上去，其它课的成绩可下来了。于是作罢，不能顾此失彼，这两科就听天由命吧。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阴雨”，1979上半年开学，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准备高考时，方圣君校长调走了，历史课没人带，其他课也不正常了，学校处在无“政府”状态，一切机制不能正常运行。我们两个高三班的学生也非常着急，找学校说要等到上面派新校长来，无奈之下，我们选了5个人去县教育局反映问题。
吃了午饭走到县城，我们几个没社会经验的小子，到了教育局门口一个个胆怯怯的，不敢上楼，上了楼不敢敲门，上上下下三趟终于进了局长谢若望的办公室。
谢局长慈眉善目，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对我们这几个“上访”的学生没有斥责，而是态度和蔼可亲，听完我们的叙述后，他说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解决，你们回去后好好学习，别耽误了高考大事。
我们回到学校期待着“马上”解决，“马上”一直等到高考前两月才“上马”，派来了王喜进代校长。校长是“代”的，可想而知，学校一下子也难上正轨，6月份集中照了毕业相，就这样我们赶上了高考，尽管我“发愤图强”，考试还是没有出成绩。考数学是连估带猜，考英语那些选择题靠掷硬币划勾。数学加英语两门课不到40分，离录取线差了37分。
虽然离录取线差了一大截，但最后一年的“冲刺”和鼓足勇气的“上访”在我年少的心里还是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得我步入社会后能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有用的知识，一步步从一个种树的转变为一个拿笔杆子的，又进而成为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
陈政搞了个“新三届”高考专栏，要我也写一写。老实写出来后，也并不感觉害羞。人生确实如此，只要自己努力，名落孙山之后，也不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这应该是那唯一的一次高考给予的最积极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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