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舍给一座山
我跟山有缘。小时候住台北,四面环山。因为还没有高楼遮挡,一眼望去,层层叠叠,全是连绵不断苍绿的山。
我住在大龙峒,是淡水河与基隆河的交汇处。淡水河已近下游,浩浩荡荡,经社子、芦州,往关渡出海；基隆河则蜿蜒向东,溯松山、汐止、基隆方向而去。基隆河环绕之处便是圆山。
从我家到圆山,快步跑去,只要十几分钟,山上有动物园、跑马场,山下河边有一座废了的砖窑。现在大概没有人把圆山当作“山”吧,它不过是台北北边一处较高的所在。圆山却是我第一个亲近的山,也借着它的高度,我开始眺望梦想更多的高山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上了华岗,开始住进了大屯山系的环抱之中。华岗本身在山里,却凸出于峰峦之外,是最好的看山之处。隔着一道深谷,最近华岗的是纱帽山。纱帽山是最无姿态的山,它其实连纱帽的曲线都不明显,浑浑两大堆土,近处仰看,最像撅起来的臀部。
在华岗,读了大学带研究所,看了六年纱帽山。看到纱帽山的静定,看到花开泉流,看到山色变幻,有无之间,爱恨之际,原来它的混沌中满是杀机,有从蛹眠中醒来的蛇与蝴蝶,有血点的樱花与杜鹃,满山撒开,杀机与美丽都不可思议。我懂了一点《齐物论》,懂了一点生命飞扬的喜悦与酸辛,要俯首谢它,而纱帽山,只是无动于衷,依然浑浑两堆大土。
寒暑假我常常跑到竹南狮头山去。狮头山一山都是庙,从山脚盘旋而上,大大小小,各种宫观寺庵总有十来座,我常住的是最高处的元光寺和海会庵。海会庵是尼庵,只有师徒三代尼姑,年老到年少,打理庙中杂事,诵经念佛,一入夜就闩了山门,各自熄灯就寝,特别寂静。元光寺僧尼都有,孩子哭叫,交一点香火钱,吃住都包了,香客多,人众也杂。我想静时,就住海会庵,静怕了,就搬来元光寺。
一夜住海会庵,入夜后,我想出去玩,便偷开了门,在山路上闲走。因为没有月光,山里黯黑,远处听见铁器响声,我便站定。看不清,似乎是一头牛,黑黑一团。我有点怕,闪在一旁,待这物走近,却是一老妇人,大约腰病,上身完全折叠下垂,头触到膝部,一手拄着沉重的铁杖,一步一蹭蹬,艰难走上石阶。我因为好奇,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元光寺。她入了庙,把铁杖放平,又蹒跚到大殿俯拜。四处是孩子的哭叫,僧尼与众人来往,没有人理睬她。她兀自拜完,拿了铁杖,又一步一步磨蹭着下山去了。
我在狮头山一住几个寒暑假,母亲急了,以为我要出家,我心里好笑,出家哪里这样容易,我连这老妇人拜山的庄严与敬重都还没有,哪里就谈出家呢!
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论文写的是明末的黄山画派。黄山是奇山,刀削斧劈,几个大石块,磊磊叠叠,盘错成一巨物,通体无土,露出粗粝的石质。去过黄山的朋友跟我说,飞来峰那块石头,力学上怎么看都不对,绝对应当掉下去,可是它就是悬在那儿,让人捏一把汗。黄山画派的绘画,也因此无一不奇。梅清把山画成一缕青烟,幽幽荡荡；渐江的黄山崚嶒孤傲,常常一大块巨岩挡面,不留一点人情余地。黄山是明末怀亡国之痛的诸君子隐栖之所,山势把风景逼到了险境,时代的悲痛,也把个人的生命逼向孤绝之处。
美术史上,至今犹可仰望的,还有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大山,堂堂正正一块巨岩正中壁立,从什么角度看,都必须仰望,他把山升高成为一种胸怀与气度。那是范仲淹的时代,岳阳楼上,要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与情怀；那是欧阳修、韩琦的时代,是山,便要堂正、巍峨,绝不屈从。范宽的山,为山定出了精神的极则,那占画幅三分之二的方正大山,是数学上的黄金分割,也是北宋初士人的风姿。
后来,我去看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觉得这座欧洲名山太干净,处处都像风景明信片剪下的一块,纤尘不染。一路看去,无一处不好,但是,太多的“太好了”,加在一起,使人觉得不是真的。比起阿尔卑斯山,我印象更深的倒是横阻法国与西班牙边界的庇里牛斯山,荒悍奇秃,有一种原始的野性,处处是红褐的土块,倔强深沉,是弗拉明戈舞中郁苦与狂欢的混合。
西方美术史上,把这种红褐郁绿的土块山势画出神髓的是塞尚。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不断看山、画山,不断与山对话的塞尚,把圣维克多山升华成永恒的符号。1906年,塞尚在画山时倒下死去。二十世纪的两大流派,“立体派”与“野兽派”的观念与技法都从他的画中崛起。
在西方美术史上,与山对话的画家并不多见。西方人多在人体上看风景,中国人则是在山水中看到了人的诸多变貌。塞尚,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的宗师,这一点,倒像是中国画家的嫡裔。
塞尚把一生舍给了圣维克多,范宽舍给了华山,渐江舍给了黄山,黄公望舍给了富春山。儒家说“仁者乐山”,山象征了生命久动之后的息止,是纷乱中的僻静之处,是静定与沉思,是专注于一个简单的对象,从纷扰中退下,知道停止的意义,知道一生只能舍给一座山。(摘自《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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