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徽学相伴三十年 ——胡永吉著《我与徽学》读后
秋高气爽的一天早晨，机关传达室送来由浙江省总工会信封包装的厚厚邮件，信手拿起案头的剪刀，剪开包装，露出油墨飘香的新书，名《我与徽学》，作者是杭州市徽学会老会长胡永吉先生。
胡老年过八旬，德高望重，圈内圈外都深知他的热情为人、严谨治学，是个受人尊重的徽学界老前辈。
捧读胡老著述，脑海里顿时浮现起他的身影：身材不算伟岸，但却敦实；面目清朗，满是书卷气；炯炯有神的眼睛，写着他对徽学的挚爱；一头鹤发，剪得齐齐整整，表现出徽州之子的气质。这位曾任浙江省总工会、省科协主要领导的长者，不见“官态”，俨然一副学者的风范。
胡老先生与笔者同乡，他对家乡的热爱炽热如炬，对徽州区的文化建设有过很大的支持。一次是本人在策展岩寺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时，曾带队登门拜访，是他不顾年迈，协调人员为我们提供资料，还冒着酷暑，亲自带领我们去拜访新四军老战士田井……另一次是本人配合当时区徽文化研究会许又雄会长，与胡永吉老先生主持的杭州徽学会联合开展学术研讨、书画创作交流……
当然不止这些，具体的不一一赘述。
或许是这些年来从事文史工作的习惯使然，这本厚厚的《我与徽学》一接手翻读，脑子里就蓦然形成判断：胡永吉——一个有境界的老干部，一个有情怀的徽学工作者，一个有担当的民间社团负责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徽州地委副书记的沈荣带着徽州地区徽学会的方满棠秘书长，去杭州商议成立徽学会杭州分会事宜。当时在职的胡永吉，因为公务太忙，在分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他除积极配合时任会长江敦厚（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开展日常工作外，还不断为该会对外协调，争取有效支持。1991年3月，根据政策，徽州地区徽学会杭州分会更名为杭州徽州学研究会。受江敦厚会长的举荐，“恭敬从命”，胡永吉被选为杭州徽州学研究会会长，当时他并没有退休，仍有本职工作，因而，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见到各地来访的徽学同仁总是满腔热情，一脸春风，还拿出自家的酒茶来招待来访者。
1998年8月退休后，胡永吉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徽学工作。这位16岁从徽州区芭塘村离家到浙江金华学徒谋生，新中国成立时参加革命工作，从基层做起，一步又一步走向领导岗位的“厅官”，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他却谦逊地说：“作为会长，深感责任重大。”他一边虚心向老会长江敦厚请教，一边与领导班子商量学会发展事宜。“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是一个学会的生命力所在。”“这是老会长留下的宝贵经验。”他常常这样鼓励同事们。
正是由于这份坚守，在胡永吉主持的杭州徽学会，始终坚持在学术活动中做到实地调查与文献考证并举并重，不断组织会员来徽州考察访问、开展田野调查，切肤“感性认识”，升华“理性认识”，最后形成判断。据不完全统计，该会会员已发表学术论文283篇、近200万字。该会还在编撰学术论文之余，结集出版了大量的文集，且特别关注胡适研究与新安医学研究，曾出版《胡适研究文集》及续集、《新安医学研究文集》及续集。这些文集成为徽学界同仁喜爱的读物之一。
徽学研究国内基地主要在黄山、合肥、芜湖、安庆及京、沪、宁、杭，其中杭州徽学会是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这个民间社团，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是学会生命力所在”，因而该会开门办学术、实地做调研，展开中外文化交流，国内外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张海鹏、耿云志、周绍泉、叶显恩、曹伯言、唐力行、吴仁安、卞利、王振忠等与该会交流甚密，连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熇教授、美国水利实验中心华裔科学家张逢铿等也与胡永吉有学术往来。
正因此，胡永吉领导的杭州徽学会被杭州市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黄山市不少的徽学工作者经常在该会会刊《杭州徽学通讯》发表著述、参加该会主办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用安徽师范大学老校长张海鹏教授的话说：“杭州徽学会有这位德高望重的会长主持会务，加上一批爱好徽学的同仁通力合作，所以学会工作红红火火。”浙江省社科院原所长、著名学者陈学文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言言辞恳切：“胡永吉同志的《我与徽学》是他三十年来研究徽学和担任杭州徽学会领导工作以来的文集，内容丰湛，视角精深，读后颇有教益。”
当下已是耄耋之年的胡永吉老先生，将与徽学相伴三十年来的工作、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浓缩在这本《我与徽学》之中，与同仁们交流，与后学们共勉，实在令人钦佩。
祝胡永吉老先生健康长寿。祝徽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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