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招城
冷大川
苦役
自“卢沟桥事变”前后，战事吃紧。招远城内，政府官员、驻军和地方武装提前进入备战状态。古老的城墙被拆毁，大概是为令日寇入侵后难以固守作准备；挖战壕、修地堡，则完全是从抵御日寇进犯考虑。战壕从招城东壃顶开始，绕城北至西到张华山，绵延几十公里。战壕宽约五六米，深一米还多，每隔几十米建有一个地堡，供士兵驻扎和进出。在招城通往龙口的交通要道上挖有多道战壕，毁田几百亩，耗费人力物力难以计数。尽管当年挖战壕的是国民党军派来的81师，但真正劳作的还是老百胜。然而如此巨大的御敌工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在日军入城的枪声还未传来之时，政府官员、驻军乃至地方武装的姜司令、蔡司令等早已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是一座空城和手无寸铁的百姓。
日军于1939年古历正月初九日，公历2月27日，不费吹灰之力入驻招远城府，随即对周边村民进行大规模抢掠，粮食、财物被洗劫一空，将当地百姓再度推入战乱、贫困的深渊。
日军入侵招城不几日，就遭遇我八路军攻打，尽管未果，但这一震慑迫使日寇重修城墙。修城墙所用的石材，一是将周边村民用低价购买的原来拆城墙的大批石料无偿占用；二是拆毁居民闲置房屋、院落围墙，街头巷尾、能拆搬的石头、砖头被扫劫一空；三是拆庙毁祠，拆毁庙宇无数；四是开坑采石。在城东、城西壃上开的石坑一个接一个，采出的石头完全靠民工人扛肩挑运送。民工主要是通过伪乡长、伪村长逐户按人头摊派征集，如若不从，就强行捆绑抓捕，不仅毒打，还要分派最苦最累的活儿，并且看管严密。
在修城墙的漫长日子里，周边村中的青、壮年男劳力，悉数被派往工地。我父亲当年只有12岁，像他这种10岁左右的孩子也被派来当劳工的，不在少数。地里的庄稼只能靠老弱病残忙活，眼睁睁看着成片荒芜。修城墙的监工，由周边邻村几个伪军小头目充当。平时南庄北疃，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在那种境地里，他们一个个情面全无。其中郭某某、温某等整天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用皮鞭抽，用木棍打，有的被打得在地上翻滚直喊娘。汤前村民工王洪彬，当年只有10岁，被监工扔石头打掉了牙齿，这个倔强的少年找机会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官。我们村的民工冷守民憨厚老实，只知埋头苦干，却照样挨打挨骂。由于监工的残暴，劳动的繁重，加之天气的炎热，死伤的民工不在少数。
修建炮楼是日军入招后又一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在招城四周围，东南有小垄坛炮楼，东北有冷家庄东壃炮楼，西北有初子山炮楼，西南有南炉炮楼。这些炮楼离城近的才几百米，远的也只有一里左右。除此之外，在诸多交通要道和重要场合，也是炮楼相望。招城往北到龙口沿道，分别建有小李家庄炮楼、北洼子炮楼、张星炮楼、槐树庄炮楼、黄山馆炮楼。招城往东到玲珑金矿沿途，有寨子炮楼、罗山山口炮楼，罗山金矿周围也有好几座炮楼。招城往南沿道有道头炮楼、薄家炮楼。在修筑炮楼的那些日子里，周边的老百姓每天遭受劳苦、凌辱和毒打，在水深火热中度日。
招远金矿是日本人觊觎已久的宝藏，由早期的合资参股到后期的强夺豪取，很多史料都有记载。日军霸占金矿以后，炮楼林立，布防严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中国劳工完全沦为他们采矿挖金的苦力。劳工们忍饥挨饿，早起晚归，还是免不了监工的毒打和摧残。与此同时，我八路军和地下组织坚持不懈地在金矿开展斗争，打伏击，割电线，挖轨道，炸炮楼，抢矿石，神出鬼没，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逼得日伪军在矿工们中间找线索、抓对象，有的内线人员不幸被逮捕，也有一些年轻人无辜被牵连，遭残害。
“扫荡”
日军占领招城后，很快形成了伪县长、伪乡长、伪村长等一套领导机构，并抓捕、收买周边村民为其效力卖命，就是人们所说的伪军，也叫二鬼子。这个庞大的统治机构是当年日寇扼制和肆虐招远人民的工具。
招城周围几个村子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当伪军的人数不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甚至有的村子好几个。有的是心甘情愿为日军效力，有的是为养家糊口而被摊派去当差，还有的则是被抓捕、受逼迫而为之。无论哪种原因，这些人留在日军统治招远的那段历史中的形象都是灰色的。
但招远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不肯屈从敌人的淫威。如，汤前村村民秦维刚当年会日语，日军听说后，即刻派乡长叫他去当差。可他看重名节，死活不从，结果被日军在城北杀害。家中撇下孤儿寡母，尽管他母亲和妻子终日劳作，东奔西走，可日子还是极其艰难，几个孩子破衣烂衫，骨瘦如柴。
不过，应当承认，日军在招远的六年半之中，对周边村子只“扫荡”过一次，也就是刚入侵招远城的那一次。之后，由于伪乡长、伪村长的热心效力，按规定如数缴纳各项税款、征派各项差役，使得乡民免遭更大的惊扰。但百姓们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据说日本人统治的七年中，招城方圆几里内，年年干旱，有时颗粒无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招远城，心不平，四周下雨中间剩”，被当地人戏称作“汉（旱）奸（间）区”。村民们无粮可卖，无力缴税，但村长们照收不误，否则，抓人问官，打入大牢。
除了招远城，在乡下，无论东南西北乡，那几年收成都还是不错的，但他们遭受的却是烧杀掠抢，鬼子几乎天天下乡“扫荡”。日军的“扫荡”是非常残酷的，每到一处，不仅将所有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连牛、羊、骡、马、猪也不放过。在城门外的空地、菜园里，经常有成群的牲畜拴在那里。其中柳杭、松岚子、下林庄、盛家、纪家、古宅等村，当年都是日伪“扫荡”的重灾区。在冈村宁次指挥的对胶东“拉网大扫荡”中，仅4天时间，便杀害招远抗日军民500余名，打伤致残不计其数，奸污妇女285人，烧毁房屋422间，抢劫财物价值约730余万元，抓走群众1000多人。
斗争
当年乡下，我地下党组织、八路军活动频繁，“反扫荡”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仅组织民众抗租抗捐，还神出鬼没地打埋伏、炸汽车，袭扰敌人。在北乡小李家庄、大郝家、槐树庄、东乡沙埠等村，我八路军及地下组织分别运用挖公路、割路边大树、打伏击等多种方式，破坏日军的车队，抢夺敌人的枪支、弹药，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半壁店伏击战和仰望顶战斗，是我军十三团对日伪作战的大型战斗，歼敌近300人。
炸炮楼、炸集市，是对敌斗争的又一种形式。最早炸掉的是北乡小李家庄炮楼，后期又相继炸毁日伪的薄家、北洼子、槐树庄、张星等十多座炮楼。在招城大集，先后干掉伪军盖布印（征税的一种方式）的和一位伪军杨姓队长的勤务兵，而负责袭击伪军队长的那位一时失手，致使其侥幸逃命。
对我革命志士，敌人一直没有放松抓捕、围剿和残害。在灵山战役中，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大肆围剿，但我军官兵浴血奋战，顽强不屈，使敌军遭到重创。日伪夜袭牟家，当时我招北行署正在集会，突围过程中，有许多同志当场壮烈牺牲，有的则不幸被捕。被抓捕的人，不是被敌人放狼狗撕咬，就是用刺刀捅或用大刀砍。城里村的地下党员杨书宽同志，宁死不屈，痛斥敌人，最终被鬼子放狼狗咬死。由于杀人太多，又不准收尸，刑场由原来的东关街头转移到北关东村荷花湾边的树林里。一时间，这里尸首成堆，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据我母亲讲，她的姨父是地北头王家村的，在一次夜间参加地下党的秘密集会时，由于叛徒告密，遭敌人围剿。敌众我寡，有的同志牺牲了，他们三人被逮捕。押回县城以后，严刑拷打未果，三日之后，被敌人押赴刑场。全家人从门缝里（因我母亲娘家的住处和县城府隔街相望）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五花大绑从门前经过，却无能为力！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也不敢去收尸，因为怕连累我外祖父家。北关东村民周鸿彬，仅仅因为他的小舅子被敌人逮捕后，说周鸿彬是他姐夫，敌人即刻将其一并抓去杀害。
当年有个姓杜的伪县长，极其狠毒，每次行刑杀人之前，他都要到狱中用拐棍点拨着，一次必须凑够一打（12）人，5日必杀一打，人称其为“杀人魔王”。曾有几次，为了凑足一打，竟然在路上乱抓无辜的群众凑数，连乞丐也不放过。他在任的两年中，杀害招远民众700多人，后调任黄县作伪县长，又杀害黄县民众180多人。他不仅草菅我革命同志和平民百胜，对内部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稍有不顺，杀无赦。当年保安团团长孙务本投靠了日军，不知是由于他的桀骜、霸道还是什么原因，据说是得罪了前任杨县长，在杜县长任上也一直配合不好。杜县长最终以议事为由，将其从防地调回县城。孙务本刚到城北门，其随身士兵便被扣下，在县府门前，随身勤务又被扣住，最终，孙务本被装入麻袋扔进了北海。
驻招日军是自动弃城投降的。在全国取得抗战胜利，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些日子里，招城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每天日头不落山，就紧闭城门。城墙外的村民住户，房屋门窗一律要用砖石垒死，街口巷尾全部用砖石砌起两米左右的高墙。那些日子，临街的住户奔亲戚，投朋友，雇短工，忙得不可开交。日伪天天监管，户户检查，要在城墙外围再加筑一道屏障。主要交通要道，则用木头扎成“马架”，上面缠满铁蒺藜，傍晚封城，将其堵在道口，早晨搬开，供人来往走动。后来，干脆连主干道也封锁，将周边树木全部砍头，把树枝摆在大街上，阻挡车辆和行人。当地的老人们都记得，在日寇占据的县城学府二层楼上，昼夜奏着哀哀凄凄的音乐，烟雾缭绕数日，人们猜测，日军大概是在焚烧档案材料一类的东西。
1945年8月21日，日伪成群结队逃往龙口，煎熬了六年半之久的招远人民终于摆脱了日军的践踏，迎来了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
新闻推荐
□记者舒俊晨刊讯素质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教育观...
黄山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黄山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