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身直行，众邪自息”的古今寓意 朱玉培
“正身直行，众邪自息。”语出《淮南子·缪称训》。其大意是为人纯正，行动坦直，所有的邪恶的行为就自然会止息。
“正身直行，众邪自息。”这同中医的“扶正祛邪”原则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盛邪自祛，唯有正心修身、去邪止欲，廉洁自守、洁身自好，方能增强对歪风邪气腐蚀侵害的抵抗力。做人做事须当如此，为官从政亦复如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从政者应当将正身直行作为安身立命、修身立业的守则，在诱惑考验面前稳住心神、保持定力。“时苗留犊”的典故在寿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曰:“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馀，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千百年来“时苗留犊”一直作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文人雅士无不推崇备至 唐代司仓参军李翰曾把“时苗留犊”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内容，写进了他撰写并自注的《李氏蒙求》一书。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过寿州时，也曾到留犊池凭吊，留有《寿阳岸下》一首七绝：街东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绿钱生。幽人独来带残酒，偶听黄鹂第一声。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秉持操守、正身直行离不开内心强大的内驱力和自控力。内心积极向善、无私无畏、坚定不移，便可排除干扰、拨云见日、抵御“众邪”。于谦以一首《石灰吟》名垂千古，其曾任兵部尚书和巡抚等要职多年，向来以刚正清廉闻名朝野。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多有人携带名贵土特产向权臣国戚送礼，而他却每次都是两手“空空”，不凭关系，只凭政绩，从僚有人劝他随风入俗，明哲保身，他不但谢绝了从僚的好意，还令家人挂出一块牌子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由此得出“两袖清风”名句。反之，如果从政者内心耽于名利、见利忘义、摇摆不定，难免邪欲丛生，最终走上歧途。唐代宰相元载“性颇奸回，迹非正直”，他发迹后，大肆敛财，日益骄纵，穷奢极欲，终被治罪抄家，下场极其可悲。
正身直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生于忧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基因。正身直行的好干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都不乏其人，为后来者树起了榜样。
“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毋庸置疑，党员领导干部并非在真空中生活，常会受到邪风浊流的侵扰、名利诱惑的考验，如果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滑坡，把控不住言行操守，便会在侵扰和考验中迷失方向，甚至坠入深渊。一些落马官员能力不可谓不强，学识不可谓不高，抱负不可谓不大，却一步步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从“好同志”堕落为“阶下囚”。究其缘由，正是因为扔掉了“正身直行”这一优良品质，做出私德不修、漠视法纪、突破底线之事，到头来追悔莫及。
古语云：“行方者，立直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正身直行，时刻牢记并践行党的宗旨使命，加强道德修养、党性修养，把好人生之舵、培固思想之元、守好为政之本，使凛然正气充塞于心，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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