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时间的精神和肉身 龚静染《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读后记
■罗国雄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危难之际，深处内地的古城乐山在祖国半壁河山陷入血海之际，也难偏安一隅，顷刻变成了抗战后方的一块热土。她不仅为抗战倾力奉献盐、棉、纸、粮食、水泥、煤炭、酒精等战略物资，迅速参与修建乐西公路和三个机场等交通军事设施，先后贡献了十多万热血青年奔赴前线抗战，数千健儿为国捐躯。更为难得的是，她敞开胸怀，接纳和新建了一批工矿企业。迁来的有天津塘沽永利碱厂、财政部大业印币厂、航空委降落伞厂、军政部毛纺厂、经济部焦油厂、上海美亚织绸厂和普益经纬公司、南京全华酿造厂等。同时新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岷江电厂、嘉阳煤矿、嘉华水泥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乐山还为大迁徙的众多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提供了安身之所：财政部盐务总局迁驻五通桥三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一万六千多箱国宝（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安徽寿县出土的文物等）秘藏乐山安谷、峨眉，马一浮在乌尤山创办复性书院，熊十力到五通桥黄海化工社设帐讲哲学，山东图书馆文物寄存于凌云山大佛寺，国立武汉大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江苏蚕丝专科学校等西迁乐山八年，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四载……。追根溯源，乐山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辐射的“古南方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城镇，有水陆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在这个非常时期，自然就成了一座文化和实业避难的移民城市。这无异于在嘉州的灵山秀水之间，开辟了第二战场，为抗战积蓄和培植着物质与精神的有生力量。
作家、诗人龚静染最近出版的《西迁东还》，就是一本反映这段被人遗忘的抗战史中后方人物命运沉浮的书，共十五篇，勾连到数十位近现代人物，绝大多数人物故事都发生在乐山这个当时的抗战文化副中心。龚静染从小在乐山五通桥生长，加之他十多年前就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查阅、考察和走访，做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功课，出版过《桥滩记》《昨日的边城》《我们的小城》等“小城”叙事体的非虚构作品，持续而辛苦的积累为他走近这段历史和人物内心提供了回报的可能。三年前，我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到乐山市档案馆工作（我曾在乐山所辖的两个县任职），面对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馆藏资源（全市近百万卷不同时期的档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人文记忆，留住了岁月的故园灯火与老屋炊烟），正思考如何让“故纸堆里”的档案“重生”和“涅槃”的时候，就是吸纳了他的建议，开始着手主持编研“老乐山”系列丛书的。这本《西迁东还》，算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之一。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是撷取哪些人物故事，涉及到“为什么写作”这个最基本的伦理问题。西迁东还是一个大历史事件，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当年的每一个人都为之牵动”。据我所掌握的档案资料，这段历史牵涉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界名流不下百人。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评判，容易面面俱到，失之肤浅。这本书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和实业的薪火相传，关注一个时代共同的价值和情感。“集碎片为镜面，照出的是一时之俊彦。”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南怀瑾、凌叔华、范旭东、侯德榜等一大批那个时代的民族精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乐山，或创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重兴实业……做的都是传递文明火种，延续民族生存发展命脉，有未来眼光和世界眼光的大事。通过写他们，“能够看到在纷乱、贫穷、焦灼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所思所为，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和希望，而那一段历史的闪光点也许就在他们身上。”我猜测，这样对时代人物标记，寻找灵魂资源的写作，或许更容易释放人性的光辉，更为深刻地阐释作者对自由精神的热爱，同时也会让他的写作之路更加宽阔。
确定了为什么写，就要回答写什么，如何写的问题。正如龚静染在序言中说，“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始终有一条历史线索在背后贯穿，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在如何写上，他也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似乎更合我意。”在哲学层面上，写作无外乎经验、先验和超验。越是小我的，就越是大我的。对人性的挖掘，把个人的经验写成人类的经验，把社会的经验写成时代的经验，把民族的经验写成世界的经验，这些都是伟大作品的共性。于小我中写作大我，才是真正的大师。譬如他写朱东润，就给我们展现了现实中的“围城”和“小世界”（戴维·洛奇），还原了一段昔日高校和学术圈的派系斗争往事。没有个性和陋习的事物是不可信的，“而朱东润借她来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认同，文学与现实有时可以水乳交融，有时也可以势不两立，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写者，朱东润做到了。”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
“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一点，我在读马一浮的故事时深有同感。7岁，三姐夭折；11岁，痛失母爱；18岁没了二姐，19岁丧父；20岁，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病故，遂终身不娶：“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51岁，照料生活起居的大姐也去世了，马一浮在大恸中写道：“乃今而后，予天属之亲顿尽，其于斯世，真为畸零之人矣。”就是这个畸零之人，1939年辗转到四川乌尤山创办复性书院，苦修八年，最终成就一代儒宗的地位。留下“润到琴书衣袂冷”的思想和精神，即使灵魂化作东海的一滴水，也有着大海一样激荡的孤独。
一个人童年生活的家乡，是生命的出发点，也是归属地。而龚静染却说，“虽然离这段历史很近，但实际我在很多年中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这在曾任《南风窗》总编辑的朱学东的读后感中也得到了印证：“读完《西迁东还》，抹去记忆的尘封，以抗战乐山时期人与事的特定视角，还原了一段被人无视遗忘的历史，史料详实，三观正。”希望龚静染继续根植于家乡的这片厚土，把更多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交流和碰撞产生的真实的，可以平视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莉兹·埃弗斯的《时间简史》阐释了时间的物质性，但我认为时间也有精神性，因为只有人类才有时间概念，只有人类才会追问时间的本质意义所在。即使物质的时间流逝一去不返，但人类所创造的有价值的精神，却是神圣和永恒不灭的。迈克尔·卡哈纳说，情景记忆理论认为，人们在想起一件事的同时，也会回忆起当时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并将当时背景与现在的背景结合起来，变成现在背景的一部分。《西迁东还》正是通过“乱世问学”“西迁往事”“流寓生涯”“困厄求生”四个子题，十五篇章，编织和重现了一幅生动的抗战后方播迁文明的时间和人物画卷。读完它，我掩卷沉思，恍惚来到了那个战争背景下的古城乐山，在李白《峨眉山月歌》的清辉映照下，看见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逆流而上，挟裹着八十年前的峥嵘岁月，把卓异于今日的人文气质和铮铮风骨汇聚到乐山大佛脚下，雪泥鸿爪，慢慢恢复时间的精神和肉身，渐渐地丰满，鲜活起来。我会想起许多与那些大师们相关的各种时间、地点，仿佛那些事件还在惊心动魄地发生。我在精神上回到了过去，而我仍然站在当下。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说，“时间对于人的作用，是唤醒意识。人只有借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在拥有自我意识的状态下，才能真正醒来。”《西迁东还》或许能让浮躁人生少一点功利，多一分内心的宁静，和理想信念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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