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有贤一镇 仇媛媛

安庆晚报 2017-08-24 11:52 大字

中国人是尚贤的,一个地方出了贤人,或有贤人停宿于此,都会被当地人当做福祉,引以为荣,并且一定要筑台树碑,使之千古流芳。

“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宓子贱,为鲁国出使吴国,途中生病,葬于寿县瓦埠古镇。因此,瓦埠镇便有“君子镇”之称。“君子之德风”,君子走到哪,就会风化一方,让人感戴。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贤人,那就更说明此地钟灵毓秀,地灵人杰,当地人骄傲得也就更有底气。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诞生贤人的地方,自有丰润的精神气候,草木因之润泽,连鸡狗也能互哺。

董邵南,寿县隐贤镇的文化地标。

一个镇的名字是因为一个人。在没有董邵南之前,这个镇叫“百炉镇”。

据说三国曹操为备赤壁之战,率领数十万大军由此经过,并派驻人马在此操练,囤积粮草,炼制兵器,在这里留下了数百座打造兵器的火炉,于是百姓便把这里称作了“百炉镇”。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记忆,对后人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个镇目前仍有很多家打铁的铺子,只是不再打兵器,而是打生产生活用具,叮叮当当的声音里飞溅的是烟火色。

董邵南的出现,让镇名由“武”的记忆变为“文”的记忆,人们将“百炉镇”更名为“隐贤镇”,隐贤人有了自己的主心骨。

董邵南,人称“董子”,今安徽寿县人。年青时居乡里,耕读行义,孝慈懿范,有口皆碑。不知不觉令名就传到了大文豪韩愈的耳中,韩愈是什么人?是唐代的文坛领袖,能入他的诗文,定能名垂青史,董子就成了这么一个幸运的人。韩愈为他写诗《嗟哉董生行》。

……

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卲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

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渔。

入厨具甘旨,上堂问起居。

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

……

“嗟哉”是赞叹,也是感叹。赞叹他的德高,感叹他的不被识。诗里说“人不识”,这个“人”不是指百姓,而是指官员,指朝廷。真正“人不识”,名是不会传到韩愈那里的。

韩诗里还写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董家的母狗外出求食了,母鸡竟然从庭中啄来虫蚁喂食小狗,小狗不食,叫声悲哀,母鸡踯躅不肯离去,用羽翼护着小狗,等待狗妈妈的归来。这说明董子的懿行,已感化万物,何止是人呢。

总之,口碑加“文碑”,董生是名扬四海了。

古时的贤者大都有一个“隐”的阶段,或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或时仕时隐,隐是积淀,是反思。在古代,隐还是做官的捷径。你能沉得下,也才能飞得高,经过沉淀的人,在飞起来之后,也少有那种倨傲浮华,所以隐者才会得到朝廷的青睐。

韩愈的诗是为董生扬名的,既然有如此大贤,就不能只是天翁知,也不能只是乡野知,关键是要朝廷知,皇上知。韩愈是朝廷命官,是一代大儒,他自然希望“野无遗贤”,希望董生这样的人,能为朝廷所用。自古儒者都有兼济天下的宏愿,董生自不例外。唐宪宗元和年间,也就是公元806—820年这个期间,董邵南到长安应进士举,但却遭遇了古代士子们普遍的不幸——屡试不第。

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韩董二人在此期间已成为好友,不然就不会有那篇著名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了。“序”在这里是临别赠言,是劝慰勉励,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的“序”是同义。

估计董邵南在京都逗留了不短时间,经常与韩愈等一些文人诗文唱和,但朝廷始终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不我与,必当有为,在朝廷找不到出路的董子不得已想到地方去,也就是到藩镇寻找机会。中唐是段很特别的时期,朝廷跟藩镇势力一直在明里暗里博弈。藩镇割据,兵乱频繁,政局动荡,接连几代皇帝都忍了,唐代宗忍了,唐德宗忍了,唐顺宗也忍了。他们不是不想振作,只是力不从心。有时候一家藩镇反了,皇帝七拼八凑派出一支部队去平叛,结果走到半路,平叛的部队也造反了。这样的局面持续到了805年,终于长安大明宫里,发出一声大吼:朕,已经不能再忍了!

这个人就是新即位的28岁的唐宪宗李纯。

看来平藩势在必行,朝廷与藩镇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董邵南就是在这段时期,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唐宪宗元和年间,抱着连自己都看不清的茫然,想到河北寻求知遇的。应该说这是不得已的一次离开,也是很矛盾的一次选择。

韩愈也是很矛盾的,他知董“怀抱利器”,郁郁不得志,也希望他有所遇合。可毕竟世易时移,谁能保证燕赵的慷慨尚义之风仍在?谁能保证昔时的侠义之士今日不在助纣为虐?还有,谁又能保证你怀瑾握瑜的董子到了后,能安全脱离?

一篇不长的临别赠言,韩愈最想说的是“董生勉乎哉”。一是希望他能真正遇到慕义强仁的长官,一起为朝廷效力;二是提醒他多保重,今非昔比,人心不古;再有,就是希望董子能宣达儒家之义,“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其实这些话,韩愈可以明明白白地嘱告董子,可他为什么写得如此深微屈曲呢,因为在这非常时期,他不仅想叮嘱“董生勉乎哉”,也想叮嘱天下的士子们“勉乎哉”。要能认清方向,不要站错队。

韩愈是力倡平藩的,当时的大诗人们,像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王建等人,都在写诗,为朝廷平藩制造舆论,摇旗呐喊。所以能想象董邵南的河北游是“郁郁适兹土”,是欲行不行的矛盾心境。董邵南最终去了没有?他后来怎样?好像都不得而知了,但在历史长河里,我们能知道他的贤名,就已足够。

能想象的是,作为一个贤者,董子为官也好,归隐也罢,都不会失去高风懿范,以我的猜测,他后来隐居的可能性很大。

按李泽厚说,中唐的士子,内在是矛盾的。

他们想兼济天下,但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皇帝不那么英明,天下不那么太平。他们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落到现实中不过是宦海浮沉,上下倾轧,甚至是朝不保夕。“所以就在他们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种争夺倾轧。结果就成了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而又不感兴趣或不得不退出和躲避这样一种矛盾双重性。”董子的河北游,我们从韩愈的文中,能感觉到这种矛盾的双重性。

隐居,未必就是无为,或许能在更具体的事情上,有用于苍生,就像董子先前的隐居,所以无论他本人得志不得志,世人都会得到他仁义的光照。

董子能千古留名,靠的不是建功立业,也不是诗词文章,而是孝慈侠义,这更难得。身在高处,别人自能见到你,而站在平地,别人也能见到你,这靠的就是你人格的高度。或许我们认为靠的是韩愈的一支笔,当然还有后世苏东坡等人的盛赞,但他们又凭什么要赞你呢?韩愈又为什么要一写再写?这只能从董子的“贤”字上去找原因了,董子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千古高风说到今,如今的隐贤镇人想打出董子这张名片,为弘扬儒家文化,为助推经济发展。这跟所有地方的意图都是一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各个地方的具体做法又不相同。有的地方,文化只是一个漂亮的皮囊,止于搭台,止于说说而已。到底这种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它有没有贯彻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有没有真正的传承?尤其在当下,它有没有在矫正经济病上发挥效力?等等。不做这样的深层思考和实践,文化永远是历史的木乃伊,而不是活着的民风。

今夏,我和几位文友有幸陪同中作协的陈斌先先生,去了趟位于淠河边上的隐贤镇。陈先生的长篇小说《响郢》即将问世,其中就写到了董家,他想到董子故里,为小说里的董家再次把脉。我们先游览了董子广场以及河边上的泰山古庵。庵自然是后来修建的,而它建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宪宗元和十一年,跟董子隐居故里是同一时期,这是历史的亲近感。我当时到庵里看到一块介绍董邵南的碑,还感觉有点突兀,了解了这种历史渊源以后,我才知道,冥冥中它们想要找回的是一种历史的同在感。

难得的是这座庵里,还真有一位剃发修行的比丘尼,三四十岁,性情很开朗,跟陈先生畅叙甚欢。临走时,还将我们送出很远。

董子广场向北就是隐贤老街,街巷深深,苔痕斑斑。青条石上的车辙,是历史大脑里的沟回,千百年的阅历,自然要用这么深的沟回去记忆。条石里夹杂着碎砖,凹凸不平,一看就是历史的原样,当初这碎砖石也是繁华。两边的房屋都是木构黑瓦,粉墙斑驳,是老街的原味。老街里还有一些原住民,大都是愿陪着老街同老的人们,他们一同守护并诠释着沧桑。

真正的“老”是不容易看到的了,我看过不少所谓的老街——明清老街、唐宋老街,都是历史的姓氏,现代的身段,顶多是想象中历史的仿制品,一看就是一个字“假”,任你怎样也走不进从前岁月。隐贤老街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老街,能真正地保留一段时空。

陪同的人说,他们要保护的是一条生活着的老街。这个着实不易,因为现代化已让人没法再守着老旧过日子,而保护又意味着要守住原有,对于游客来说,古旧才是真正的看点,一块历史的碎片胜过一件高档的仿制品。

看古迹的人,从不是去看“好看”,他要看历史的斑痕,是年青人眼里的“不好看”。纯粹地保护建筑不难,但保住一个生活着的老街,很难。这就看怎么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种对话的默契:既不失去“旧”,也能拥有“新”。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没有走到这条老街的尽头,便向右拐到了另一条街上,这也是条老街,以斑驳的木门和屋瓦上的树根为证。但这一条的街面已被青砖铺得平平整整,我希望刚刚走过的那条街,不要被铺得这么平整,可以纯粹地保留一条街。在现代的时空里,想拆掉那一点点脆弱的老旧,太容易了。我们常说恢复原样,可古旧只能仿造,没法恢复。

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承,不止于标牌彰显,不止于册页宣传,它一定要能内化为人的精神内核,外显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董子的贤,在家为孝慈,在外为行义。“行义”,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董子表现为设馆教读,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惠及乡里等,那么在当今,造福一方,力矫时弊,热衷公益,与人为善等等,都属于行义,都属于对董子精神的传承。具体的,它包括为隐贤镇保护好老街的努力,这是责任担当,是居仁由义,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建功立业。

董子虽隐,因贤而名。苏东坡称之“名与淮水东南驰”。真正的“贤”,不需要自我标榜,也不必大张旗鼓,时人浮躁,做一点事,就大肆吹嘘,唯恐别人不知。事实上只要你诚意正心,能惠及百姓,再低调,也能得到世人的赞誉。一个“隐”字,是坦荡荡做人和沉下心做事的暗示。

韩愈送董邵南时,反复叮嘱“董生勉乎哉!”今天读之,也是对后人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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