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他的时代
11月30日-12月1日，“章太炎和他的时代”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室、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杭州市余杭区章太炎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的80余位学者与会，就章太炎的著作、思想变化、所处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澎湃新闻选取几位学者的主题报告，择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合影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的报告题为《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局限》。他称章太炎是近代学林中“学问最不容易突过的学人之一”，因为其“一是范围甚广，二是文字简要”。章太炎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各方面几乎无所不治，兼收西学东学，影响深远；但是他论学的文字却极为简略，很难分辨究竟哪些是深思熟虑的精当，哪些随意说说的武断，为后来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
桑兵指出，虽然总体上章太炎的学问难以超越，但具体落实到各个部分，似乎都已经被分别“突过”。如其造诣最深的音韵训诂学已被黄侃超过；古文经学则不及刘师培；史学方面，虽然曾一度表示要用新的方法写《中国通史》，却并未实现，所以几乎没有史学著述。此外，章太炎的学问并非一成不变。今人所推崇的，或许恰是其短而非所长，如医学；或是早年偏好后来放弃的，如佛学；或是原来趋新继而改弦易辙，如西学东学。如果不厘清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局限，而尊奉其人其学，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最后，桑兵认为“治史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讨论章太炎的学问，首先要把握历代尤其是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变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学术演化的大体状态，进而明了其优长及短处，再做专题研究。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坂元弘子的报告题为《略探章太炎思想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以及其与日本人的交往》。她介绍道，1902年2月章太炎第二次东渡日本，待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日本宗教学者、社会学者岸本能武太(Kishimoto Nobuta）的《社会学》，并向国内译介了这本书。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0年
章太炎还于1907年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妻一同访问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此后他们结交为友，章太炎和刘师培、张继等人以民族主义研究为契机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邀请幸德秋水作讲演。并且他们都参与了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整个亚洲之独立的亚洲和亲会，该会的约章由章太炎起草的。亚洲和亲会除了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日本社会主义相关人士之外，还有来自印度的参加者——印度正在进行抵制英货运动，而他们则因日俄战争而开始关注日本，另外还有来自越南、菲律宾的参加者。第一次集会在“位于东京青山的旅日印度活动家的总部、印度会馆(在欧洲也有组织)的出租房召开。当时其在欧洲的组织也跟反殖民主义或社会主义有关。这些事实，都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有密切关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报告题为《“割辫与绝”：章太炎思想突变之外因》。当北方义和拳风起云涌之际，唐才常在上海邀集各方名流和志士，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1900.7.26）在英租界张园即愚园之南新厅集会，召开“中国议会”成立大会。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士、叶瀚等八十多人出席了大会。本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会宣言》，章太炎是中国国会的积极参加者，但对其三项决议持坚决反对立场，他坚决反对中国议会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执政为中国议会的政治目标，更反对以勤王作为中国议会的宗旨。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会中极少数人如章炳麟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从而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却与孙文的意见接近。”章太炎、孙中山想利用义和拳运动、列强出兵中国的政治危机，将对外战争转化为对内战争，一举解决满洲人无法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问题。但与会诸位谁也不敢追随附和，皆不以为然。与会者的沉默激怒了章太炎，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七月九日（8.3），章太炎“割辫与绝”，愤然剪掉辫子，脱去长布衫，改穿西装。为了表达自己排满革命的坚定意志，章太炎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公开宣布与清帝国挥别，坚定不移走上了排满革命的路。
马勇认为，章太炎在庚子年走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具有相当偶然性。第一，以端王为首的新政府刻意与世界为敌，激怒了章太炎。第二，中国议会诸公大约是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深刻影响，或者是中国议会诸公各自直接的感性认识，不认为端王的新政府代表了光绪帝的意思，皇上现在即便没有被完全废黜，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所以他们坚定地要求保皇，要求勤王，要求清君侧。而这一点，在章太炎看来，好像有点不着调。所有这些因素，终于促使章太炎在思想上发生一次剧烈变动，终于从一个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排满反清的革命者。
研讨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的报告题为《辛亥时期章太炎的民粹主义》。左玉河指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在抗拒“欧化”及回归“传统”过程中，阐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思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进而探寻中国未来社会理想的出路。其倡导的“国粹主义”方案中，呈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
受儒家“大同”理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章太炎把平均社会财富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作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途径，将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截然对立，以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比附近代社会主义，并以此批判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提出“均田”“限袭产”等民粹主义主张。
左玉河认为，章太炎这种体现小生产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农民、工人是自食其力者，只有他们在生产和创造财富，而知识者、商人、社会管理者均不创造财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由于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小生产者的道德尺度，因此他把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质”与“量”作了许多倒置。“知识愈进愈坏”是典型的反智主义的命题，故其思想中带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和劳动主义倾向。
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天杰的报告题为《章太炎论宋明理学——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张天杰指出，章太炎的治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其建构“齐物”哲学，完成“转俗成真”过程的前期，对宋明理学较少评判，基本是以经史考据、小学以及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基本持批评态度，反对调和附会的汗漫，故对明儒王阳明评价不高；对程、朱、陆等宋儒能吸收佛学则有所肯定，然亦评价不高。
到了“回真向俗”的后期，章太炎在其《检论》等著作以及书信、讲演录中，对于宋明理学作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辨析。《通程》与《议王》可以看到其基本立场，对二程多有维护，特别是《定性书》则评价较高，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等思想也多有肯定。至于“杂释老”的问题，则认为《定性书》更近于老庄，但也未尽老庄之精华；能得佛学之真者有程颢、谢良佐、陆九渊、杨简、陈献章、王阳明等，周敦颐、张载、邵雍、朱子等则限于“天乘”“外道”或“天魔”，多不可取。他还强调就“人世纪纲”而言，则还得朱、陆等人的儒学，佛学太过简略而不适用。
再看程朱、陆王异同之辨，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异同之选择，则章太炎一改前期的态度，转而同情王阳明那个有考据错误与调和心态的《朱子晚年定论》，又极力支持《大学》之“复古本”；其二，就《大学》的文本中的“格物”说，则赞同王阳明的怀疑，然不同意其“格物”解释，而支持王艮“淮南格物说”；其三，《大学》“新民”说，同样批评朱子，赞同王阳明，认为“亲民”符合《大学》本意，也符合孔、孟儒学“修己治人”思想。后面的两点，章太炎在批判程、朱的同时，也在批判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西学，以“格物”来比附科学，以“新民”说来“弃旧道德而倡新道德”，认为对《大学》原意的误解，将会影响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弘扬，故而章太炎之“订朱”其实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的“订梁”。
张天杰认为，章太炎一生治学都是多元的，并无门户之见，无论汉宋之争，或是朱陆之争，都未引起他的关心。他后期的诸多讲演，其实都是希望将原始儒学与宋明理学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从而以《大学》《孝经》《儒行》《丧服》这一“新四书”体系，建构起“修己治人”的新儒学。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张明星通讯员刘勇宋琦）记者从中国电信淮南分公司了解到，12月5日，该公司翼支付公交乘车码正式上线，淮南市民通过翼...
淮南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淮南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