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巨野教案的真相（下）

青岛早报 2020-03-09 06:15 大字

这封急电出自海靖之手，由于它关乎青岛乃至中国的命运，我们有必要仔细端详一下，看看案发之后，德国人是如何拿捏分寸的。

“为照会事：查在山东南境德国传教士遭一最凶横之事，十月初七日，曹州府有德国传教士二人，一人被杀，一人无下落。又，寿张县德国传教人房屋皆被劫掠。本大臣请贵大臣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此事全责之于中国国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须至照会者。 ”

这封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发给当时总理衙门的电文，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六天时间了。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海靖的良苦用心。至少有三个端倪，显而易见：一是德国官方并不掌握凶杀案完整的、真实的信息链条，甚至连伤亡情况了解得都不准确，说明当时情报的传递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二是巨野凶杀案并非孤立个案，几乎同时，寿张也出现了针对传教士的劫案，说明鲁西南地区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兴起，大有按下葫芦起了瓢迅速蔓延之势；三是此刻海靖还没有接到国内的权威训示和明确指令，说明德国官方应对的方案和基调并未完全确定，尚未铁定了心大做文章一举夺取青岛，正处于一个踌躇阶段，并没有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不容置疑漫天要价的强横阶段，作为驻外使节，职责所在令海靖不能不在第一时间发声，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不能越俎代庖，调门不能太高，口气不能过硬，只好先甩出“伸冤”这类可伸可缩、富有弹性、留有余地的价码。

我们可以设想，清朝总理衙门的大小官员接获电文之后的大惊失色。情急之下，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可以超乎想象地加快。几个小时之后，同一天之内，他们草拟了给山东巡抚李秉衡的电文,当天便发往济南：“匪徒闹教杀毙洋人，关系綦重……希速饬查滋事人犯，严拿重办，以免借口生事”。不容置疑的严峻口气，不能不引起山东官场的高度重视了。

一天以后，即十月十五日（11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回电，发抵北京的总理衙门：“十三日电敬悉。顷据兖沂道及巨野县禀报，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十月初七日，德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是夜被盗进院行窃，教士韩理等惊觉喊捕，盗匪临时行强，打毁窗户入室，用标枪扎伤韩理、能方济肚腹左肋等处，移时因伤身死，并劫去钱票衣物逃逸，由县亲诣勘验无异等情。当经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又据寿张县禀报，该县郑家园教堂，于十月初五日夜，被盗行劫银钱衣服等情，亦经批饬赶紧缉拿。一面饬地方官妥为保护，并有无别情，查明禀复。谨电闻。 ”

在朝廷的严格督办之下，一向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的山东各级衙门紧急行动起来了，不仅巨野知县许廷瑞 “摘掉顶戴花翎”“光着头”“官轿缠上锁链”以“罪臣”身份急赴现场，大有负荆请罪之势，而且时任山东臬台、向来以“酷吏”著称的毓贤亲自出马了，兖沂道锡良也率精干官兵星夜兼程赶赴案发地，力求迅速破案，平息事态。一时间，通往巨野县磨盘张庄的道路上，尘土飞扬，马蹄得得，官员、清军、衙役、捕快蜂拥而至，连同周边地区，紧张的空气在渐渐聚拢、凝固、弥散，呈现出一派肃杀的气氛，与这寒凝大地、寒风呼啸的冬季恰好呼应。

一周之后，十月二十一日（11月15日），李秉衡致电总理衙门，声称案件告破：“巨野教案，前已将该县摘顶勒缉，并将寿张知县摘顶矣。顷据兖沂道禀报，已督同营县，拿获盗犯惠潮现，即惠二哑巴等四名，确系巨野案内正犯，讯供惩办，谨先电闻。请代奏。 ”

那么，案件真的水落石出了吗？惠二哑巴真的就是主要凶手吗？答案是，非也。

冤死鬼与逃逸者

在一个刑事勘察与刑侦技术水平低劣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力相对落后的乡村，如此之短的时间，如此之高的效率，就破获如此重大的案件，简直有点儿匪夷所思，不仅今天的我们不敢相信，就连当时的德国人甚至北京总理衙门的一干人等也未必深信不疑。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真凶并非惠二哑巴这几个人，而是另有其人。当然，惠二哑巴也并非良民，本来就游手好闲，小偷小摸，在官府黑名单上是挂了号的。在朝廷的严令之下，他们几个正好可以被抓来充当替罪羊，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草率结案。这在大清朝的体制机制之下，并不鲜见，而且符合逻辑。

最终的结局是，惠二哑巴（惠潮现），与另一被捕者雷协身（雷继身）一道，最后被判处“斩立决”，斩首示众。这两颗被刽子手的鬼头大刀硬生生砍了下来的脑壳，涂得漆黑，高悬在巨野城的门楼之上好长时间，为的是以儆效尤，杀鸡儆猴，震慑这方大刀会横行无忌的大地之上那些对洋人高度敌视乃至蠢蠢欲动的草民和缙绅们，警示他们千万别玩过了头。箫盛业、姜三禄、张允三人，被判处五年监禁。另有四人，即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清，因证据不足，羁押待审。这是清朝官方对巨野凶杀案的权威说法，被捕的涉案嫌犯为9人。

对于这个名单，德国人从来就没认同过。他们有自己的情报渠道，有自己遍布社会各层面的眼线与耳目，很快，整出了一个德国版的嫌犯名单。

薛田资亲自去找许廷瑞求情，“宁愿一人不抓，也不要惩办这些无辜的人”，此时此刻，已经被革职查办了的许廷瑞，自顾不暇，既无闲心、也无余力管这些事情了，只能摇摇头、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

新任巨野知县茅乃厚很快上台，薛田资不仅再次出马申明此案处理有失公正，而且直接递给他一份“真正的凶手”名单，列入其内的一共有14人。在冰冷刚硬、陈旧僵化的专制机器面前，薛田资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惠二哑巴、雷协身两人如期被送上了断头台，身首分离。

后来，薛田资在其190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孔夫子故乡》中这样写道：“杀害两位神甫的真正凶手虽然尽人皆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1899年和1900年暴乱事件的发难者。也确实砍了两个人的头，抓了七个‘证据确凿’的人，但他们都是无罪的。中国的官僚处境狼狈，进退维谷，他们认为，只要判决几个人，德国人就会退出青岛，事情就会仓促了结。事情发生不久，好几个大人，也包括臭名昭著的毓贤，聚集到巨野县城来进行审判，对几个不知什么时候犯了点什么罪的犯人刑讯逼供，逼着他们招认。中国官僚把几条人命看的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起来，有一部分人很快释放了，有一部分人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 ”这里，薛田资的记述有误，只有五个人被清政府认定为“证据确凿”。

那么，薛田资递交给茅乃厚的14人名单，最后下文如何呢？薛田资说：“他一上任，我就交给他一份参与谋杀案的十四人名单，他暗中差人送了消息，要他们逃跑，然后，才带着重兵到村里去抓人。他装作十分惋惜的样子通知我，凶手都已经从那里逃跑了。 ”

遗憾的是，这份德国人言之凿凿的14人名单，薛田资在回忆录里没有详细罗列，今天的我们无从知晓。

不同版本的说法

不过，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14人名单。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今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曾对巨野教案进行过田野调查，最后形成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巨野教案调查》，根据口耳相传和档案资料，整理出一个嫌犯名单。极为巧合，竟然也是14人。此14人与彼14人，有无交集，有无重叠，目前不得而知。

列入山东版14人名单的有：曹言学、王昆仑、曹传青、曹传德、曹作胜、曹作明、曹传荣、曹义忠、奚金兰、奚际香、奚际礼、奚效方、侯七、刘德润。这份名单最后载入了《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之中。

此外，远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则牢牢地锁定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当地大刀会会首赵天吉。查阅巨野教案交涉期间的档案，发现，1898年1月26日，海靖曾给总理衙门发去一份外交照会,用了“据准信”这三个汉字，一口咬定赵天吉为“正凶”，指责曹州府官员不肯捉拿赵天吉等大刀会首领，是一种“庇荫遮掩该会之行为”，甚至公然提出派德国外交官带兵前往曹州府直接办案，捉拿“正凶”，被总理衙门拒绝。

在这场围绕巨野教案展开的中德两国交涉中，不难发现，从一开始，两国的立场就完全不同。清朝将此案定性为“起意行窃”“杀人越货”的刑事案件，而德国则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案发现场，歹徒们吆吆喝喝，找寻“长胡子神甫”薛田资，扬言要“扒了他的皮”，这哪里是盗贼所为呢？而且盗贼一般是“要命不要钱，要钱不要命”，这次，分明是“既要命也要钱”，有相当明确的目标，于是，将其定位为“官吏庇护”“暴民排外”的政治案件。

立场的迥然有异，其实源于初衷各不相同。清朝试图以“刑事案件”来控制事态的发展，防止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德国因早已觊觎中国的领土主权，甚至在沙皇的默许之下，已经将枪口瞄准了胶州湾，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大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势，这触动“扳机”的动因，这欠缺的“东风”，终于从古老中国的核心地带刮来了。正是因了这起巨野教案，德国对胶州湾早已准备就绪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了，青岛由此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隐匿幕后的真凶

真正的涉案凶手，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这是巨野教案最大的看点，也是最耐人寻味之处。

我们且看姓名翔实的那份山东版14人名单。不难发现，其中，姓曹的所占比例最大，7人之多，高达50%。这说明了当地宗族大姓势力很大，这也是地方官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庄，是巨野县紧紧毗邻磨盘张庄（张家庄）的一个古老的村落。洋人先是在张家庄建教堂、传洋教，使得张家庄成了一个传教的中心。曹庄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慢慢地，曹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洋教。问题是身为一庄之长的曹作胜，却和张家庄教堂的薛田资神甫结下了梁子，矛盾愈演愈烈。对此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其所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曾经进行过分析，这个曹作胜德行不好，曾经申请入教，遭到薛田资的拒绝。再加上按照教义，信教的人不敬奉杂七杂八的鬼灵，不愿意在这上面耗费金钱，这让他组织的一些活动经费紧张。 “曹作胜感到作为庄长的面子受损，再由先前入教被拒对自尊心的伤害，因而更对教会和教民怀有恶感……最终与其弟曹作明和村外的大刀会联手。 ”眼睁睁看着手下的曹氏族人入得了洋教，而自己却被拒之门外，宗族的裂痕越来越大，曹作胜的怨恨便一天天地滋长。 “至少教民与持关帝庙信仰的村民之间常有矛盾，因此由于比较富裕且有社会影响力的曹氏数家入教，毫无疑问不仅给曹氏宗族也给村落社会生活本身带来裂痕。其标志为迎神赛会时使用的戏棚变为教堂，致使祭祀时无法演戏。可见与曹作胜的对立，背后存在着教民一方与希望维持旧有传统村落生活的村民一方围绕着村庄主导权的斗争。其间，约占该村半数的教民一方具有优势，败北的村民一方的领袖则发誓复仇，致使与外部势力联手。 ”

当死里逃生、心有余悸的薛田资想起那天晚上，那一伙明火执仗的凶徒，那一声歇斯底里的“长胡子神甫哪里去了,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叫嚷，直觉告诉他，这是仇人来寻仇了，那么，1893年才来到中国，1896年才进入张家庄的他，最大的仇人又会是谁呢？非曹作胜莫属。所以，凶案发生之后，薛田资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曹庄庄主曹作胜。

不过，这起凶案，并没有这么简单。佐藤公彦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新说：盗匪刘德润是元凶。刘德润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人，当过盗匪，后来金盆洗手、漂白了身份。殊料，曾经同为匪伙的魏伯溪，摇身一变当上了巨野县衙的捕头，邀功请赏，向知县许廷瑞举报了刘德润。刘德润闻风而逃，魏伯溪捉拿了他的妻女。“为了陷知县、捕头于困境，实施了报复性袭击。 ”

刘德润是凶手，还有更多的证据，来自于当地的地方史志。多年以前，笔者创作《青岛近代史》时，就曾经查阅过当地的第一手材料，发现刘德润的嫌疑最大。

《菏泽地区志》写道：“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巨野县农民刘德润、奚老五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率众夜入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亦称曹州教案。德国以教案为借口，派军舰侵占胶州湾，将山东划为德国势力范围。 ”虽然着墨不多，仅寥寥数笔，但准确地锁定此案为刘德润等人所为。

那么，刘德润为什么要杀人越货呢？事情远比想象得要复杂。《巨野县志》给出了详尽的答案。只不过，这里，出卖刘德润的匪伙，不叫魏伯溪，而是叫魏培喜。魏培喜抓了刘德润的妻女当人质，试图逼刘德润束手就擒。没想到，刘德润摸进附近的曲阜孔府，盗走了孔府的小外孙，要挟魏培喜和许廷瑞释放妻女。虽然一介武夫，但他知道，孔府的能量有多大，一道孔府的 “龙文”，足以让魏、许之流投鼠忌器，有所忌惮，乖乖就范。他在孔府影壁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若不为民主正义，休怪好汉刀不仁。”果然，迫于孔府的压力，巨野县衙释放了他的妻女。

万万没有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妻女出狱后，刘知她们受到侮辱，决心报仇。他想到清朝受洋人控制，张家庄教堂的德国神甫薛田资胡作非为，民愤极大，何不借洋人的头，逼朝廷斩赃官的头呢？于是下定决心，立即找好友奚效方、奚老五、奚金兰等，议定行动计划”，一场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作案以后，这些人的结局如何呢？《巨野县志》记载：“刘德润等为躲避干系，远走高飞。奚效方回到安徽太平，后客死江南。奚老五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刘德润带领全家逃到梁山很偏僻的张博士庄隐居起来。 ”

余音缭绕的悬案

至于那个被德国驻华公使海靖锁定的赵天吉，系当地大刀会首领。佐藤公彦对其身世做过考证，“当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骑黑马来往各地，自河间府到山东阳谷县、菏泽（曹州府）及河南省，长年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内秘密地组织门徒。刘士瑞（1853—1896），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三子，拥有土地数十亩，已结婚生子。赵天吉在流浪的过程中住到刘家”。就这样，赵天吉与刘士瑞结下了莫逆之交，刘士瑞参加了大刀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声很大的一方首领。刘士瑞后来被官府捕杀，赵天吉为之复仇，便策划并实施了凶案。

海靖之所以死死咬住赵天吉不放，他的所谓“准信”又是从何而来呢？来自副主教福若瑟。福若瑟偶然间得到情报，1897年11月12日，距离案发时间不久，鱼台县的衙役抓捕了一名大刀会成员，名叫鲁南玉，此人供述，“杀戮德国教士系大刀会所为”。随即，和盘托出大刀会杀人的前因后果：“大刀会是赵天吉创立，年约有70多岁，系阳谷县人，”“赵天吉当时在张家庄殴杀德国教士二人，因其徒大刀会头目刘士瑞被斩，故向教士报仇。 ”获此情报之后，福若瑟立即赶往鱼台县衙，面见知县张则程，共同提审在押的鲁南玉，“鲁南玉出供与前供相符”。福若瑟由此盯上了赵天吉，这才有了海靖的“据准信”之说。

1898年初，福若瑟侦知赵天吉的下落，上报兖沂道和兖州镇总兵，声称“风闻此人现在江南沛、丰两县往来游荡”，兖沂道和兖州镇总兵哪敢怠慢，上报自己的上司、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张汝梅将情报告知江苏巡抚，6月，江苏防营在徐州二湾抓获赵天吉。这一段隐秘的历史细节，载入了著名近代史学者王守中所著《山东教案与义和团》一书之中。然而，赵天吉被捕以后的情况，各种档案付之阙如，王教授不得不留下了 “遗憾的是，未见赵天吉的供词”这样惆怅的话语。到赵天吉这里，线索中断了。巨野教案，扑朔迷离，真相何在，由此凝结，成为尘封在如烟往事中众多悬案中的一个。

不过，王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写道：“但说赵天吉率大刀会众杀教士是为刘士瑞报仇，似乎是真实的。对此德国人举出了如下证据：1.杀教士手段之惨毒，‘可知非为寻常抢掠，必系格外暴虐仇杀’；2.当张家庄夜间攻击教士之际，有人闻大刀会独用之暗号；3.山东寻常盗贼多用火枪，而死人伤痕俱标枪所致，此为大刀会与一般盗贼之区别。 ”

岁月悠悠，时光如梭。当年的那场巨野教案早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围绕此案登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不管是大小官员，还是乡间缙绅，抑或是草民百姓、盗匪流寇，在滚滚而逝的历史长河中，早已风流云散，留给后人的只是无尽的思索。远在千里之外的巨野，为什么在风雨飘摇的那个时代会突兀地发生教案，这起教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溢出效应、最终改变了青岛这座城市的命运和走向呢？这些硕大的问号，宛如警钟一般，会一直鸣响在我们的脑际和耳畔，经久不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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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巨野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