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巨野教案的真相
1897年11月1日，月黑风高之夜，山东西南部曹州府所辖的巨野县磨盘张庄，发生一起凶杀案，借宿在该庄教堂中的两名德国传教士死于非命，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巨野教案。德国正是以此为借口，派兵侵占了青岛，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
端详地图，不难发现，巨野与青岛相隔甚远，本无太多的渊源，也无显见的瓜葛。为什么当年的德国殖民者会将这两个原本并不相干的地方扯到了一起？青岛的历史命运为何因此而拐弯、脱轨而出、走上了一条与很多同类城市截然不同的道路呢？
随着岁月的流淌，如烟的往事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越来越不真切了。 120多年前发生在遥远的巨野乡下的那场血案，不仅在很多人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而且即使在史家的专业叙述框架之下也大多是大而化之、近乎概念化的说辞。当年的那场血案真相究竟如何呢？时至今日，很多人只要一触及这个话题，马上会条件反射般地闪现出“农民出于义愤杀死了为非作歹的传教士”等程式化的答案。可是，历史真的会这样简单吗？会以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方式演绎吗？如果那样的话，历史的精彩、历史的丰富、历史的生动便会消弭得一干二净了。
真实的历史与言说的历史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逾越、无法填平的鸿沟，一旦遭遇一个信息既不透明也不对称的蒙昧、封闭的环境，那真实发生的历史往往会被扭曲、被肢解，从而变得面目全非了。
探寻历史的真相，哪怕是穿越了120多年时空、正在渐行渐远的真相，打捞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在一地鸡毛中明察秋毫，在蛛丝马迹中甄别真伪，对于一个从悠久的历史中走来的民族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120多年以前的那个冬雨淅沥、寒风凛冽、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夜晚，千里之外的巨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走近岁月深处的那个现场，一探究竟吧。
剧烈碰撞的伏笔
那是一个遥远的年代，是一个并不曾出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种煌煌论著的近乎蒙昧的落后时代。然而，文明的冲突其实源远流长，在那个时代已现端倪。
自视甚高的西方文明，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一路扩张。新航路开辟之后的世界，俨然成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是平的”就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鼻青脸肿、跌跌撞撞地进入到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鸦片战争之后屡受列强坚船利炮欺凌的中国，又被日本在一场甲午战争之中击败。风雨飘摇之中，天灾人祸，交替叠加，民不聊生，饿殍盈野。
一向被视为中国儒家文化发祥地的山东西南部，包括兖州、济宁、曹州等地，就是那个萧条时代的缩影。原本作为血管和动脉的大运河，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持续的干旱少雨，令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不断歉收。官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多如牛毛。贫困，成了一道弥漫开来的乌云，愈演愈烈。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鲁西南的民众出路何在？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穷与愚，宛如孪生兄弟，终于携起手来。这一片贫瘠的大地之上，习武练拳、迷信咒符蔚然成风。各种各样有渊源的民间团体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什么白莲教，什么金钟罩，什么大刀会，什么红枪会，层出不穷。这些抱团取暖的民众游荡在已然失控了的乡村大地之上，也游荡在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之中。有的带有“义”的鲜明色彩，也有的刻有“匪”的深刻痕迹。
面对鲁西南烈火干柴的局势，内外交困的满清王朝，犹疑不决，一度徘徊在“剿”与“抚”的两难处境之中，难以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一旦遭遇铁定了心、不认同这些团团伙伙基本价值取向的官员，那就会让天平倾斜到“痛剿”的一端，而一旦碰上首鼠两端、暗中认同这些团团伙伙、认为其“忠勇可嘉”的官员，那天平就会立马倾斜到“暗助”的另一端，前者如山东巡抚袁世凯，后者则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
巨野的那场惊心动魄、影响深远的血腥命案，就发生在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东臬台（提刑按察使）期间。一场不同寻常的命案，一个上升到政治角度的教案，之所以会发生在穷乡僻壤的巨野，并非偶然。
1885年，曹州府管辖的巨野县磨盘张庄，出人意料地耸立起一座带有异域风情、美轮美奂的教堂。在这片古老而封闭的乡村大地上，其所起到的震撼意义，非语言所能描述。毕竟，这里距儒教的大本营、孔子的诞生地曲阜，近在咫尺，其上的曹州与济宁、兖州共同构成了最牢不可破的儒家文化核心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来宗教天主教，直面和冲撞的就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深地带。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一场命案的根子，就这样扎在了这有着浓郁的古风古俗的大地中，静静地，不显山也不露水，慢慢地，积聚着怒火和仇恨，等待着破土萌发那一刻的到来。
教堂是传教士带来的“礼物”。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名词，也是一个欲说还休、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群体。古代中国行至末路之时，便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大多聚焦于传播“器物”，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中国史册上留下的大多是正面、美好的形象。近代中国刀光剑影之下，再度出现的传教士，有了不平等条约作为庇护，整体上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的先辈们迥然不同了，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器物”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而这，恰恰是千年以降、儒教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所最为忌讳之处，原本温和的宗教，在传播中，多种因素一起发力，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形态，传教士们一下子就被推到了矛盾漩涡的最中央、推到了冲突的最前线。
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中写道：“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武力强制下被迫开放，中国的开放也为传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实际传教活动仍遭遇到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反对的原因出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 ”传教士们往往一肩挑着宗教，另一肩还挑着科学。肩负双重使命的传教士，往往很难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得到理解。中国有着五千年一以贯之、不曾中断的独特文明，这种文明的巨大惯性，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头，对任何外来的文化先天性地具有阻抗力。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太多基于实验室严密试验的科学成果，而西方偏偏又在这方面掌握先机和优势，传教士们义不容辞地扮演起“普度众生”的角色，试图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西医来“造福”被他们视为落后和蒙昧地区的民众。西方科学重视实验室操作，西医更是如此。当传教士们身边带着瓶瓶罐罐，里面用药水浸泡着残缺不全的人的器官乃至完整成型的胎儿，用针管给人注射药剂或抽取人的血液，用手术刀给人做外科手术，用麻醉剂让人失去知觉，所有这些情景，在没有科学普及的大背景之下，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不言而喻的恐怖，难以言状的痛苦，众口一词的喊打。
要解读这种历史事件，最简单的莫过于寻找一个参照系，参照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行理解和思考。还是实验室里的实验标本，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火，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内迁，其中四川的李庄成了安营扎寨和暂时栖身之地，著名作家岳南在其历史纪实作品《那时的先生》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从船上卸下一些木箱子，很多村民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围观，挑夫们一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箱子，从中滚出了几个医学实验用的人的头颅！这下好了，围观的人一哄而散，谣言蜂起，说来了一帮“吃人的人”，很快义愤填膺的百姓就聚拢起来，非要动用私刑、自行处置带来这些“骇人之物”的科学家不可。害得当地不得不出动军警进行保护，并举办公开的标本展览、公开的科普讲座，才化险为夷。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是往前推移半个世纪的话，传教士带着这些“骇人之物”出现在普罗大众面前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上都流传着外国人“吃人”的谬传和谣言，一些人每每将自己亲眼见到的瓶装的、泡在药水中的人体器官当作铁证。所以，在一定语境之下，眼见未必为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不胫而走的流言蜚语，煽惑力极强。不仅底层民众相信，就连一些政府官员和士人乡绅因早就对天主教反对供奉乱七八糟的神像、反对烧香磕头等礼数心生愤恨，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大肆鼓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学者安丸良夫曾搜集到一些中国鲁西南的民间揭帖，发现上面有“教堂的地基里埋有小孩的心脏和眼珠”“洋人用麻药诱拐孩子”“洋人用小筒取临死病人眼珠”等骇人听闻的说辞。
对洋教及其传教士的憎恨，一天天地滋长着。恰在此时，德国崛起，寻求世界政策，谋取在中国的一席之地。短时间内，德国异军突起地在对华事务中扮演起了主角。这不仅有兵锋直指胶州湾的军事力量，还有在鲁西南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传教力量，两股力量一旦合流，就会掀起滔天巨浪。
太岁头上敢动土
鲁西南，向来是令西方侵略势力忌惮的地方。民风彪悍，习武成风；宗族抱团，盘根错节；儒教流行，根深蒂固；酷吏层出，矛盾重重。习武的民众，聚集的宗族，权威的乡绅，贪腐的酷吏，在反洋教方面，竟然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共同语言，达成了共识。出于忌惮，法国传教士不敢来，意大利传教士亦不敢来，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德国传教士来了。汹汹的当地民意，视之若寇仇。在人们眼中，到儒家的核心地带来传播洋教，这还了得，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又是什么呢？偏巧，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也有坚船利炮，传教士也可以有恃无恐，而日耳曼人向来又是极为执着的民族，“要么理性，要么偏激”，容易走向极端，要不然也不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同样巨大的创痛。
1890年，德国取得了在鲁西南的传教权。这是一个博弈的胜利，还是同伴挖好的陷阱，迄今学界仍津津乐道、见仁见智。也就从那一年开始，德国传教士的噩梦开始了。
其实，清朝在批准传教士进入鲁西南的时候，也曾担心其会遭遇顽强的阻抗。德国史学家施丢克尔在其所著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引用过清朝总理衙门的一份公函，上面写道：“中国是信奉孔教的，而兖州府正是民族圣哲孔子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因此，这个区域被看作孔教的摇篮。在那里建筑一座教堂的企图将引起民众最强烈的激动，因此是行不通的。教士们在努力传布教义的同时，也仍须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情形。 ”
沉浸在“拯救罪人”和“传播福音”理想中的传教士们往往拥有一种“勇敢”和“献身”的精神，往往拥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和“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盯上了鲁西南，非要在此“大显身手”。敌意，在慢慢聚拢。危险，在悄然逼近。德国传教士在远离其本土、完全陌生的鲁西南乡下，越来越感受到脊背发凉，背后有无数双冷飕飕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斯泰尔修会承担了在鲁西南的传教任务。派驻鲁西南的主教是德国人安治泰、副主教是奥地利人福若瑟，他们手下有一位骨干薛田资，坐镇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他们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气焰日益嚣张。 1890年8月，威廉二世在柏林曾当面对安治泰承诺：“将给予主教的教团以完全而充分的保护。德国将在宣教士遭到不法迫害时，出面保护山东南部教团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为了与山东地方官吏更好地打交道，安治泰从清朝政府那里直接索要官衔，1893年获三品顶戴，1894年获二品顶戴。须知，山东巡抚二品顶戴，山东臬台三品顶戴，安治泰取得了近乎山东地方官的政治地位，更加肆无忌惮。不过，他及其手下的传教士，并没有因此获得安全感。相反，在鲁西南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鼓吹德国的武力介入。载入《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的第3662号档案文件披露，1896年3月18日，安治泰哀叹，“我们在山东已经不受中国官厅和人民的尊敬了”，强烈呼吁德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俾使华人重新尊敬德人”。不能不说，对鲁西南传教士处境的关注，也是德国出兵中国抢占租借地的初始动因之一。
雨夜突发的命案
1897年11月1日，巨野县磨盘张庄（张家庄），永远载入了史册之中。那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一天上午，阴雨绵绵。冷寂的张家庄教堂，迎来了远方的客人，邻区的韩·理加略神甫和能方济神甫前来找张家庄教堂的薛田资，商量事情。雨越下越大，他们走不了了，当天晚上，借宿于此。薛田资让出最舒适的卧室给客人，自己临时到看门人的简陋小屋睡觉。半夜时分，突然，响起了剧烈而急促的砸门声，接着，火光摇曳，人头攒动，夹杂着叫骂声，不绝于耳。用薛田资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的话说，那就是，“就像所有的恶鬼都从地狱里放出来一样。我的小屋子被外面的火把照得通明。 ‘杀！杀！ ’那一群人叫喊着，邻屋窗子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接连不断的砸门声，终于传来了胜利的叫喊”。本来，薛田资准备走出藏身之处的，猛然间，听到那伙人在嚷嚷着，要找“长胡子神甫”，“声言要扒了我的皮”，终于明白，凶手的目标就是自己，所以大气不敢出，躲在小屋中蛰伏了许久。村庄里的教徒们，在睡梦中被惊醒，纷纷抄起家伙，前来教堂救援。
天亮以后，赶紧报官。阴差阳错、捡了一条命的薛田资看到了惊骇的一幕场景，他在《在孔夫子故乡》一书中写道：“整个房子成了一片血泊，两位教士躺在一张床上，韩神甫还在倒气，能神甫大概已经死了。”“验尸的时候才发现，凶手是如何的嗜血成性。能神甫受了十三处伤，韩九处，都是致命的。能神甫的头颅开了花，胳臂和胸膛全被戳穿了。下腹部有好几处伤。连腿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能神甫的多数伤口都在下腹部，他大概夺过刀，十个手指头几乎都被刺断了。 ”
送上门来的口实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正在中国的汉口，名为“考察”，实为寻找德国入侵、抢占青岛的借口。汉口之行，也难为了海靖这个高级外交官。在德国由守转攻，由局限于欧洲的“大陆政策”转向瞄准全球的“世界政策”之时，海靖走马上任，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古老中国的心脏北京。他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德国侵华急先锋和马前卒的角色，与一文（德国传教士）一武（德国东亚舰队）遥相呼应，与这两股势力拧成一股绳儿，为德国谋取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一个已经策划了许久许久的“海军站”和“桥头堡”的蓝图，不遗余力。之所以底气十足地冲锋陷阵，盖缘于他对德国的国家战略和领袖意志早已揣摩透彻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节点，深深地镌刻在这位远离本土的外交官的心上了。那是1897年8月7日至11日，威廉二世去了一趟俄国。这次秘而不宣的外事活动，让中国成了德国可以探囊取物、任意取舍的砧板上的一块“肥肉”，而中国自己却浑然不知、蒙在鼓里。威廉二世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基本达成了共识，德占胶州湾和青岛，俄占大连湾和旅顺，双方各取所需，相互支持。当消息飘然而至，传到北京东交民巷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海靖闻讯以后手舞足蹈、喜不自禁的那种激动和狂热。
曾经有两个机会，可以被海靖利用来大做文章，奉献给威廉二世作为对中国 “动手”的“导火索”，一是清朝的礼仪官员贸然扯了他的袖子，此所谓“扯袖事件”，二是德国舰船遭到百姓投掷的石块袭击，此所谓“石击事件”。这两起意外事件，差一点提前引爆了德国对华的军事行动。然而，海靖是个思维相当缜密的、自控力相当之强的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个对驻在国文化心理了若指掌的“中国通”，深谙中国文化中进退有据、得失有道之说，权衡利弊之后，总感到火候不到、时机并不成熟，最后隐忍了，没有贸然发作。他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不会贸然出手的，他知道欲速则不达、夹生饭不好下咽的道理。等待着，海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果断出击、一击致命的那个“天赐良机”。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了。
惊动朝廷的急电
巨野磨盘张庄，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久矣的小小村落，一个偏居一隅的穷乡僻壤，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定位的地方，一夜之间，爆出了惊天命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人命关天，非同小可，终于可以用来做足文章了，和颟顸的大清王朝进行一番斗智斗勇的博弈，会让海靖这个德国政府在华代言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
清朝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实在低下。巨野发生了惊天巨案，山东官场的反应相当迟钝。虽然第一时间，巨野县衙接到了侥幸逃脱的薛田资的报案，大惊失色，出了现场，验了尸体。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级之上，便凝固了。一个古老的农耕社会的土壤，一个传统的独裁皇权的机制，不可能构建更加透明、更有效率的应急反应体系。且不说远在北京的总理衙门等中枢神经没有触动，就连近在咫尺的济南的山东巡抚也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凑巧，此时此刻主政山东的巡抚就是李秉衡，维持山东全境治安的是从曹州知府任上刚刚提拔上来的臬台毓贤，两个人骨子里都有挥之不去的排外和保守的情结，德国在山东的传教士原本就很打怵与此二人打交道。
宛如晴天霹雳，让大清王朝昏沉中惊醒、惊出了一身冷汗、惊得目瞪口呆的，竟然是从汉口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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