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藻从体例的厘定、材料的选择、文字的起草润色,到全书的编辑定稿,无不广征博辑,条分缕析,考订详核,精益求精,使《曹州府志》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 刘藻:纂修
云贵总督刘藻
菏泽市档案馆藏清乾隆版《曹州府志》■齐鲁名士
□本报记者于岸青
菏泽市巨野县一直有个传说:清代苏集村的刘藻聪明伶俐,能诗善文,因家境贫寒,只能步行赴京赶考,不料到达时才知考试已在前一天结束了。他在考院外徘徊时奇遇乾隆皇帝,一番问答恰与乾隆此前的一个梦境吻合,乾隆便为他单设考场。考完,天子见刘藻文章篇篇锦绣,字字珠玑,遂钦点其为独榜御进士。
“传奇奶奶”姜淑梅的故乡在巨野县,她在新作《长脖子女人》中,也讲了刘藻的传说。说刘藻带兵打仗失败自杀,“皇帝知道了,很生气,赐他坠金死。人死了,皇帝还要见刘藻的真面,人头送到北京。皇帝见了刘藻真面,看在师生情分上,让人给刘藻做了个金头送回刘家。刘藻有个闺女,见到金头,闺女哭着说‘金头、银头,不如俺爹的肉头’”。
刘藻死于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距今不过250多年,作为担任过太子太保、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的清朝高级官员来说,史书对他的记载实在是非常之少。家乡的这些传说与史实并不相符,是乡亲的口口相传逐渐将他神化,这与他曾给家乡带来荣耀,特别是纂修《曹州府志》造福乡梓有关。在乡亲的传说里,他一直是个好人、好官。
“天子临轩亲试之”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对于曹州(菏泽)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雍正御批“陡曹为府”,曹州升格为府,其辖区与今大致相当。不久,雍正驾崩。九月初三,24岁的弘历登基,改元乾隆。两个月后,新帝颁下谕旨,催促大臣和各省应雍正两年前的谕旨,继续荐举博学鸿词之士。
时为曹州府观城县(现聊城莘县一带)教谕(县学负责人)的举人刘玉麟(后改名刘藻)获得举荐,次年入博学鸿词科二等三名,全山东惟此一人。
博学鸿词科是一种特别的科举考试,“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就是为选拔在诗赋方面特别优异的人才而设立的制科考试,由皇帝下诏不定期举行。有清一代一共举办过两次,即康熙时的“乙未科”和乾隆举办的“丙辰科”。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的乙未科,称得上是中国科举史上规模最大、得人最盛的一次“制科”,所取的五十鸿儒安排优渥,大多成为颇负盛名的大儒,著述甚多。56年后,鉴于乙未科录取者得到的高官厚禄,乾隆新朝的士子们殷殷希望借助丙辰科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跃上龙门。
由天子亲自主持的考试所取之士,便是天子门生,何等荣耀。二科共取69人,这些博学鸿儒多数在政治上、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特别是在修志修史和衡文选才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散发的历史光芒已融入“康乾盛世”光辉的岁月长河。
博学鸿词科仅设廷试,但须经三品以上官员保举才有可能获得廷试资格。举荐刘玉麟的是时任山东巡抚岳濬,其时不过32岁,比被举荐的刘玉麟还小两岁。已任职山东六年的岳濬本身就是个“奇人”,他是年羹尧得力下属岳钟琪的长子,典型的“官二代”,雍正初见岳濬就甚是喜欢,“好少年,大有可望的材料。加意开导之,如朕前谕,如亲子侄一般相待可也”。在帝王的着意栽培下,雍正任命岳濬为主政一省的山东巡抚,时年仅26岁,他应该是创造了清代一方大员年轻化的纪录。年轻的岳濬堪称刘藻的第一位“贵人”。
丙辰科全国举荐一共267人,点录得中者区区19人,有人说刘藻真是好运气。细察这一过程,方知运气实在是为有实力的人准备的。
保举这一任务由岳濬亲领。他先是下发通知由各府寻访“所辖内学行优异、操履清白之士”上报汇总,“济南等十府回称,各所属内悉心延访,不敢滥行举送”；然后,岳濬会同学政喀尔钦对入选士人“逐加面试”,最终选得“癸丑科进士牛运震、四氏学教授颜懋伦、观城县教谕刘玉麟、癸卯科举人耿贤举等四名均属文才优赡,试艺可观,堪备采选,理合据实保题”。
这份由岳濬会同河东总督王士俊、提督山东学政喀尔钦亲呈,大学士张廷玉议复,乾隆批红的奏折,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通过保举这一关就很不容易。保举是科举的有效补充,但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选“亲”为能,借保举之公,以行己之私。丙辰科在保举阶段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在京有的大臣所荐举者,或为高官子弟,或为其故知亲友。江苏巡抚高其倬先后分两次保举11人,在题本中皆称“学赡文清,堪备采选”,显有滥竽充数之嫌。好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刘玉麟遇上的是“务秉公心、勿狂私意”的岳濬。
通过了严格验查、呈报后,刘玉麟启程赴京,准备参加御试。据《清实录》所载,御试的时间是乾隆元年九月,但该年早春,就已有一百余人陆续到京,刘玉麟也在其中。虽说已经当了六年的县学“校长”,但七八个月之久的盘缠,对家境贫寒的刘玉麟来说也是负担不起的。如何解决先至京诸士的衣食问题,乾隆关怀备至。乾隆下旨:“内外臣工所举博学鸿词闻已有一百余人,只因到京未齐,不便即行考试。其赴考先至者,未免旅食艰难,著从三月为始,每人月给银四两,资其膏火,在户部按名给发,俟考试后停止。”每月四两的补助,大大解决了刘玉麟的后顾之忧。
九月,170余士子廷试于保和殿,“天子临轩亲试之”。十月,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确定的丙辰科所取15人之名单公布(次年补录4人),一等5名,二等10名,刘玉麟列二等三名,相当于全国第八名。
与乙未科相比,丙辰科以考试难、阅卷苛而著称。先是科目增加,在诗、赋之外,增加了经、史和策论；再是阅卷极为严苛。虽然同科应试的多为各地卓异之士,山东同来的另三人就非等闲之辈,还有已经出名的名家和大家,甚至政绩卓越的督抚,如沈德潜、袁枚、裘曰修、顾栋高、杨述曾等,都在阅卷中黜落,可见该科阅卷之严格。
“滥举”的动向,引起阅卷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警觉。果然,他们竟然发现了两张雷同卷和五张“文理荒谬”卷。在雍正朝越来越严的文字管束政策下,判为所谓“文理荒谬”者并不为奇,奇的是在天子的眼皮底下如何能打成小抄?
官员申报,“查有两卷,其诗文系全首雷同,显有情弊,而文理亦属陋劣,应请开拆弥封,查出姓名,将本生及保举之员,一并交部议处。”经查,参考人王霖誊清文稿交卷后,遗落一张草稿,正被另一参考人徐廷槐拾得。徐考试中高度紧张,一天下来数易其稿,抄之又出错,苦不堪言,时间又快到了,情急之下“怔忡”(类似心脏病)发作,便将“拾来”的诗文抄之交上。后徐被革除进士身份,王则罚俸一年。
刘玉麟凭的是实力闯过道道关口,一举跃上了乾隆朝的第一个“龙门”。在观城县十年的八品小官,一下成为天下士人仰慕的“硕学俊彦”、春风得意的“天子门生”。博学鸿词科由此开启了刘藻的开挂人生,也开启了乾隆与他三十年的君臣恩怨。
“毅然兴举,以成一郡之书”
登科后,刘玉麟即获授翰林院检讨。之后,奉乾隆特旨而改名的刘藻三年一迁,到乾隆六年,升为内阁学士,任顺天乡试正考官。当年,又由乾隆亲自委任为提督江苏学政,在此任上年余,因淮安高邮生员闹赈降二级,保留宗人府府丞。
刘藻被黜落在家,恰遇母逝,继续在家丁忧三年。恰此时新任曹州知府周尚质动议编纂府志,上门恭请刘藻出山,刘藻欣然接受。
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史学品类,清代则是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康乾时期为高潮的第一阶段。康乾深刻地认识到方志乃为“政事”之书,视其为“昭同轨、同文、同伦之盛”的得力工具,因此清廷要求地方官员领衔“监修”,由地方的“夙儒名贤”总纂,周尚质和刘藻正是这样分工的。
历时两年,刘藻“尝与德政之暇,躬访书院遗址,与荆榛瓦砾间,创构而增扩之,以作育曹属士子。念吾曹考文征献,惟志乘是赖,若缓弗图,久益失据,爰鸠属邑旧志,毅然兴举,以成一郡之书”。
总纂刘藻从体例的厘定、材料的选择、文字的起草润色,到全书的编辑定稿,无不广征博辑,条分缕析,考订详核,精益求精,使《曹州府志》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今人评价:“(《曹州府志》)撰修颇精,纵横兼顾,全书22卷,数十万字,详细展示了清乾隆二十一年之前几千年间曹州府的建置沿革、山川城池、名胜古迹、户口田赋、书院庙宇、各类人物、风俗民情以及与此有关的名家诗赋、撰著书目等方面的史料,堪称旧志上乘之作。”菏泽市档案馆现藏一套保存完好的乾隆版《曹州府志》原版。
府志总纂不仅要把关文字,由于“文字狱”的震慑,也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清朝对汉族士大夫的防范很严,乾隆规定,各州县所修志书,“稿成先录草本,呈送本督院批阅裁定”。
值得一提的是,刘藻所修《曹州府志》最早提出巨野金山为刘贺废塚,当代历史学家何兹全评道:“巨野东南的金乡山,在峭壁巉岩间有凿为三室的洞穴,邑志以为是秦始皇的避暑宫,明代还有人写诗吟诵此事。《府志》考辨有力地证明这并不是秦始皇的避暑宫,而是汉昌邑王所治寿域。昌邑王入立被废后徙封海昏侯而不得归葬此处。”这一考辨,现在得到了证实。
博学鸿词科出身的刘藻至此可称得上“勋业”与“文章”二者兼而有之了,其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学术“建树”正是《曹州府志》。
乾隆二十一年,刘藻丁忧结束,实授陕西布政使。数年累迁,湖北布政使、云南总督、贵州巡抚,直至乾隆二十九年,任云贵总督,进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云贵任上,刘藻游刃有余,官声颇佳,对当地的文化事业尤有建树。他在云南任上撰写诗歌声律著作《声调指南》并刊刻行世,在当世有一定的影响。在云南,他又一次发掘出优秀人才——钱沣。钱沣是乾隆时期著名的清官,其为官生涯最大的亮点是智破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大案,沉重打击了国泰及其背后的和珅党羽,《清史稿》中赞他“以直声震海内”。
刘藻到贵州后,感觉贵州教育比较落后,他恳请在云南卓有教名的张甄陶来贵州做贵山书院山长。为此,刘藻向乾隆上书:“滇省五华书院山长张甄陶,自主讲席以来,迄今五载,实能尽心训迪,著有成效,请令为贵山书院山长。俟满六年,抚臣就近考核,或照例奏请议叙,或送部引见示奖,临期再请酌办。”这等于给了乾隆一个建议——官办的书院山长也要考核。
乾隆认为此议甚好,特将此题本转发各省,要求对省会官办书院“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从此,考核官办书院山长成为定例,这促进了全国书院教学质量的提升。贵山书院是贵州省最大的官办书院,张甄陶倾心十一年,琢育人才累累,成为这一时期贵州教育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
“此事实属大奇”
乾隆二十九年,刘藻从贵州到昆明就任云贵总督,这是他二次任职云南。
任职云南与贵州最大的不同,在于要处理与邻国缅甸的关系。清缅关系在乾隆时期可谓是跌宕起伏。乾隆初期,缅甸国内政权更迭,清缅两国刚确立不久的朝贡关系随之破裂,新兴的雍籍牙王朝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国势逐渐强大,随之发动了一连串对周边邻国的侵略战争。与缅甸相邻的中国,不断受到缅军的侵扰,清缅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终于在乾隆三十年,清缅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乾隆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是乾隆极为自豪的历史成就,持续七年的清缅战争位列其中,然该战前后四次战役,代价实在太大。第一次战役,主帅、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杀；接着是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被乾隆勒令自尽；第三次战役主将官、孝贤皇后的侄子明瑞吊死于缅军重围之中,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无法收场的乾隆再派傅恒主持战事,好在此次实现了罢兵议和,但傅恒染疫回国后不久也不幸死去。
具体到第一次战役,刘藻固然举足失措,但乾隆任用刘藻这个没有任何军队履历的书生,出任正值边疆争端日益频繁的地方大吏,说明他太过轻敌。
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这真是乾隆一个非常错误的任命。
四五月间,乾隆越来越频繁地接到刘藻关于边境侵扰的报告,乾隆态度渐趋强硬,谕令:“此等丑类,野性难驯,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刘藻等既经调兵进剿,必当穷力追擒,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边徼肃清。恐刘藻拘于书生之见,意存姑息,仅以驱逐出境,畏威逃窜,遂尔苟且了事。”
乾隆恐刘藻“拘于书生之见”,显示他对刘藻能否应付边疆形势有所担忧,故而谆谆教诲之。可惜,接下来发生的整控江的战事让乾隆对刘藻失望不已。
乾隆三十一年初,乾隆本已调刘藻迁任湖广总督。然刘藻未及赴任,战事骤起,他陷入了万劫不复之渊。
正月,乾隆接刘藻报:缅军侵入猛捧等土司所在地,肆行焚掠,次日前来迎击的官兵行至猛往时,猝然遭遇早已埋伏于此的缅军夹击,官军大败,损失惨重,“游击明浩被贼镖伤,参将何琼诏等己没于贼”,报此二员大将死于夹击。乾隆阅此大为恼火,下旨责问:“如此军机,何不即用六百里飞递?”
反复详阅奏章后,乾隆发现刘藻所报前后矛盾,特别其表述的进攻路线与此前所呈地图的地名正好相反,哪个是对的?如果地图正确,说明刘藻的军报完全是错的。这令乾隆疑窦丛生,“其理殊不可解,此非绘图有舛,即系所报不实”。但乾隆还是耐心地指点书生刘藻,“着将朕朱笔记志之图发去,该督细看自知。仍着另绘详细清图,注明贴说呈览”。
没想到,更荒唐的事发生了。
没几天,刘藻呈报的已牺牲于战斗之中的游击明浩、参将何琼诏先后返回大营。
原来,为迎击缅军,刘藻派明浩、何琼诏赴整控江防御,但二人没有严守军令,而是贸然渡江,以致遇贼失事。荒乱至极的刘藻并未核实详情,就请报何琼诏等阵亡,致不久后二人死而复生。在乾隆看来,刘藻这无疑是捏造事实,慌报军情。
乾隆怒不可遏,严厉申斥:“该督办理此案情节甚属含糊纰缪,何琼诏、明浩等委赴整控江防堵莽匪,前至猛往遇贼败逃,又复谎报身死,此其法所难宥处。该督乃奏称冒昧前进,致失事机,是伊等反觉可嘉,何罪之有……此其支吾捏饰,难以欺三尺之童者,而刘藻竟坐受其朦混而不觉,不更可笑乎!”
遂将刘藻降职为湖北巡抚,派陕甘总督杨应琚接任。杨应琚要从遥远的兰州赶来,乾隆同时命“杨应琚未到之先,刘藻须实力经理,若稍存五日京兆之见,以致贻误事机,必更重治其罪”。
但这时的刘藻已经完全崩溃了,在等待杨应琚的一个多月里,进退失据,束手无策,频频失误。乾隆失望极了,将其革职查办。刘藻惊恐交加,还没等杨应琚到达,即于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三自杀。
乾隆怒火中烧,致战事糜烂至此,竟还敢死给朕看?他加批的谕诣达到罕见的700多字,条分缕析,恩威并施:“此事实属大奇,刘藻办理莽匪一案,种种错谬不可胜举。朕因其本系书生,不娴军旅,所以加恩保全者倍至……刘藻自当倍加感激,于杨应琚未到之先,督率将弁益加奋勉,以期军务速竣,方不负朕始终矜全恩意。乃正当进兵决胜之际,竟忽尔自戕,实出情理之外。刘藻身任封疆,现在统兵进剿逆匪,将弁俱视其指挥,乃无故轻生,军行要务将欲委之于谁?”“(朕)屡次降旨传谕,并未有加伊重谴之语……岂可效匹夫之见,预办一死以逃法网。刘藻尚系读书明理之人,岂于君臣大义,全未讲明?”
道理讲明,乾隆痛下苛责:“即从前朕于刘藻曲从宽典,实系格外矜全,今伊无故自刎,罪愆实由自取,不可不加以严惩。”想想还是不够,又追加谕旨:“是伊系已经革职应行治罪之员,将来旅榇回籍,止可如常人归葬,不得听其家靦颜建立墓碑,书刻原任总督及历官事实,欺诳乡愚。著传谕山东巡抚崔应阶知之。”
至此,君臣三十年的情义恩断义绝。
从此,刘藻成了一个近乎人间蒸发的封疆大吏,史无载,书无录,但他留下的《曹州府志》如今成为研究菏泽地区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底本”,对菏泽的文化与发展还在不断发挥着绵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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