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的修建与“高密之变”
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时的青岛火车站(资料图)1900年因孙文领导高密人民抗德斗争而被迫停工的胶济铁路(资料图)胶济铁路行驶的第一代蒸汽机火车(资料图)
山东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修建的由来
1899年9月开始修筑的胶济铁路东起青岛,西抵济南,是山东省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
胶济铁路是伴随着山东人民屈辱的泪水修建而成的。1897年11月,地处鲁西南的巨野县磨盘张庄的乡民杀死了两名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野教案”。觊觎山东已久的德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于11月14日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并登陆占领了清军设在胶州湾边的驻防地胶澳即现在的青岛市区。
1898年3月,在德帝国主义的威逼之下,清廷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
由于铁路作为近代社会的“交通之母”,是陆路交通的命脉,在军事和经济中占有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德国侵略者不但侵占了胶州湾和青岛及其周边环海地区,还在《胶澳租借条约》中提出允许德国修建由青岛经潍县、淄川至济南和青岛经沂州(临沂)、莱芜至济南的两条铁路,在铁路两侧30里内,德国享有开采矿产的特权,山东兴办各项工程,德人有优先承办权,从而把整个山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山东的丰富矿产资源和攫取更多的利益。
《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山东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的筹备工作就在德国当局的操纵下紧锣密鼓地着手动工了。由于这条铁路的起点是当时称为胶澳的青岛,终点为济南,因此,这条铁路称为胶济铁路,或称山东铁路。
1899年6月1日,德国政府特许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贴现与承兑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十四家大型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在柏林组成了专门营建该条铁路和日后进行管理事务的山东铁路公司,投资营建胶济铁路。同年9月23日在青岛举行了胶济铁路开工典礼,德国海因里希亲王前来青岛主持了开工典礼,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开始从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分段向西修筑。
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出卖攫取了对华铁路投资和修筑的特权,把铁路变成了它们破坏中国主权,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工具,变成了侵占中国人民财产,掠夺自然资源的直接渠道,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同样与当地中国人民产生了尖锐矛盾,而正是由于胶济铁路的修筑,在高密引发了一场由高密西乡农民孙文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抗德阻路斗争,史称“高密之变”。这次规模巨大的抗德斗争,迫使胶济铁路修筑工作停工达一年之久,不但在高密近代反帝斗争史上,而且在山东近代反帝斗争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孙文领导的高密人民抗德阻路斗争
《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德国侵略者为尽快把山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和掠夺山东的丰富矿产资源,早在正式宣布修筑胶济铁路开工的一年前即1898年9月,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铁路的勘测和路标插植工作。在铁路勘测和路标插植时,德国侵略者自恃与清廷有约,在不与地方官府通报,不与农民协商,不与占地农民签订合约的情况下,肆意占领农民土地,强迫农民迁坟移舍,毁坏农民树木房屋。对占用的良田,给付赔偿的地价极低,并且这极低的地价又不按时赔偿,赔偿时再经乡村劣绅、洋奴及地痞的盘剥克扣,到农民手中时已所剩无几,给沿线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和损失。据《胶澳志》记载德华铁路公司报告说,胶济铁路建设费共用5290.1万马克,大部分用于轨道建设和购自德国的铁路器材和机车,征用土地所用仅占总投资的4%,近似无偿。另有资料记载:
地价仅占不到4%,征购土地投资之低可见一斑。另有资料记载:高密境内共占地“十六顷六十六亩七厘八毫”,每亩京钱三十千。合今平均每市亩用银19.20元,远远低于山东当时正常的土地价格。然而,当时的实际地价“向在百千以外”。德国人也承认:“建路买入之地价值不足。”
尤其令群众痛恨的是,德国侵略者及其所雇佣的洋奴对沿线群众一再提出的保护坟墓、多留桥涵以利汛期洪水宣泄等请求置之不理,肆无忌惮,一意孤行,修路所到之处,无不强行破土动工,遇村拆村,遇房拆房,遇坟挖坟,土地上的作物一律挖毁,没有任何商量和缓歇的余地。由此激起了高密人民的极大愤怒,引发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斗争。
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首先是从高密东乡大吕、芝兰庄一带爆发的。1899年5月,德国侵略者勘测和插竖铁路修筑路标工作进入高密县境的芝兰庄、姚哥庄一带,侵略者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广大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组织起来,将德人勘测之后所插竖的修路标志全部拔去。路标被拔后,德人只好再次插竖,但往往是德人前脚插,群众后脚拔,使勘测和路标插竖工作难以进行。德国侵略者对此十分气恼,就派德军去沿路附近的村庄搜捕拔标的农民。满腔怒火的群众迅速聚集起来,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大刀、长矛及锄、镢等武器和农具,将搜捕拔标群众的德军围困起来,并将助纣为虐的洋奴进行痛打。
在高密东乡群众的抗击下,筑路工作被迫停止。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得知筑路在高密受阻,遂即决定派兵赴高密镇压。德军在芝兰庄、大吕、堤东等村庄先后杀死、杀伤村民百余人,对高密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德军镇压沿路群众的暴行面前,高密知县葛之覃按照山东巡抚毓贤的电令,不但不准高密人民对德军进行抗击,反而要对德国侵略者的损失予以赔偿,赔偿的数额高达白银3495两。
高密东乡人民的抗德斗争被德军镇压后,胶济铁路勘测和修筑得以继续进行,随着铁路修至高密西乡,一场更大规模的抗德斗争在孙文的领导下很快便爆发了。
孙文原名孙玉,高密西乡(今阚家镇)官亭村人。孙文平日为人急公好义,精明干练,仗义疏财,经常为群众排忧解纷,在乡里很有威信。由于孙文素孚众望,抗德阻路斗志坚决,在抗德阻路斗争中被周围各村群众推为领袖。当东乡人民揭竿而起,拉开抗德斗争的序幕时,孙文领导西乡群众一面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一面做好抗德斗争准备。当东乡人民的抗德斗争失利后,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怀着对德国侵略者残暴和清朝廷无能的愤恨,进一步加快了对德斗争准备的步伐。他们除加紧购置和储备土炮、大抬枪、长矛、大刀、火药外,还派出专人逐村进行宣传发动。时间不长,共108个村的群众便被发动起来了。
1899年农历十月十九,孙文在绳家庄召开大会,揭发德国侵略者的暴行和清朝廷的软弱无能,号召沿路群众团结一致,坚决抵抗。孙文在会上发誓说:“有孙文就没有铁路,有铁路就没有孙文。”孙文的豪言壮语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德斗争热情。在这次大会上,除孙文外,还选出了李金榜、孙成书、徐元禄、徐元和、雷步云等各村领导抗德斗争的首领,为扩大斗争影响,孙文还派人将揭发德军暴行、号召抗德阻路的宣传联络的“贴子”,四处散发到西至益都,东至即墨,北至昌邑、平度,南至安丘等周边各县。德国总督叶世克得知高密阻路斗争又起,十分气恼,于孙文召开大会的第二天即派90名德兵到高密,伺机镇压。孙文闻讯,为避德军锋芒,号召群众暂停阻路活动。
经过充分准备,农历腊月初二,孙文发出了开展抗德斗争行动的号令。当天,孙文、李金榜率领200余人首先出击,他们执旗抬枪,袭击了设在高密的铁路公司,拆毁了修路设施和雇工住的窝棚,迫使铁路修筑全面停工。正月十二,孙文在与高密东乡抗德群众事先取得秘密联络的情况下,带领数百抗德群众,绕行几十里路,躲过清兵的监视和耳目,袭击了设在高密东乡鲁家庙的铁路分公司,拆毁了一些修路设施。袭击德国铁路公司事件的接连发生,使德国总督叶世克十分恼火,他一再向山东巡抚袁世凯施加压力,声言如不迅速镇压,德国将自行出兵保护路务,镇压乱民。
正月十六,孙文又带领数百群众借元宵灯节之机,袭击了设在城西的铁路公司,并扒毁了部分路段。随后,孙文组织数千群众在柳沟河岸设防,准备一次更大规模的阻路斗争,并声言要与清军决战。袁世凯闻讯后,立即电令莱州知府曹榕和驻高密清军首领彭金山,出动大批清军予以围剿。战斗在柳沟河畔打响后,手持原始武器的农民不敌使用洋枪的清兵,抗德群众被清军杀死杀伤一千余人,损失极为惨重。为进一步镇压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农历三月二十一,袁世凯又派山东省臬司胡景桂督阵,对抗德群众分头围剿。在清军的血腥围剿下,西乡各村的抗德队伍元气大伤,迅速瓦解。农历四月初五,胡景桂带领清军在叛徒常传玺的策应下,在王家庄将孙文抓捕。同时被抓捕的还有常传钦、李玉科等人。
孙文被官府抓捕后,抗德群众和有关乡绅人士曾多次要求保释,遭到官府拒绝。在千方百计营救孙文不成的情况下,西乡抗德群众又准备用武力劫出孙文。1900年7月2日,3000余名抗德群众聚集在五龙河畔,准备围攻县城,劫出孙文。胡景桂见势十分惊慌,一面调动大批清军前去镇压,一面将关押的孙文解往县城东门外大石桥以北杀害,以绝抗德群众攻城劫狱之念。孙文被害时,年仅45岁。
在德军和清官府的共同镇压下,直到1900年11月底,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才陆续被扑灭。
至此,因高密人民抗德阻路武装斗争被迫几乎停工近一年的胶济铁路才得以继续向西修筑。
胶济铁路的建成通车
1900年11月,在中国商人傅炳昭和德国神甫卫礼贤努力下,胶济铁路得以复工继续修筑。在铁路修筑中,采取建成一段通车一段的方法进行修筑,1901年4月8日,胶济铁路由青岛修至胶州并通车。1902年6月,铁路修至潍县;1903年4月,铁路修至青州;1904年6月1日,修至济南,主干线全长384公里的胶济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山东巡抚和德国胶州总督都参加了全线贯通的庆祝典礼。
纵观这一因德国殖民者强行修筑胶济铁路而引发的高密人民长达一年的抗德斗争,是高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场反抗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斗争,它在整体上和方向上无不体现了富有光荣传统的高密人民不畏强暴,为捍卫民族尊严和保卫自己的家园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给德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一页,使德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出了“中国的衙门好欺负,中国人民不好惹”的哀叹。
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高密人民不懈的浴血抗争面前,德国侵略者为其长远的殖民利益,不得不对高密人民作出一些让步,在其后签订的《莱州府属路工办法》及续订《筑路购地善后章程》中,德国侵略者为其长远的殖民利益,不得不对高密人民作出一些让步,以便筑路工程顺利进行。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铁路北移,绕开高密西乡抗德斗争坚决的村庄,并在修筑铁路时,多留泄水桥梁和涵洞,使高密西部低洼区不致因修筑铁路而壅水成患。同时,不在高密西乡设置车站等设施。因此,到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时,全线共设55处车站,平均7公里设一处火车站,但在高密西乡15余公里路段不设车站,设在高密西乡的康家庄车站是直至1930年才增设的。
德国侵略者从高密撤军,并由德国天主教会主教卫礼贤牵头,组成医疗队,在高密各界绅士的协助下,深入抗德各村庄,为受伤群众进行免费救治,对死难群众进行抚恤救助,并在沿线村庄设立医院、学校,帮助农民疗伤看病,资助农民子弟上学。
提高铁路占地的补偿标准,因铁路修筑需迁移的坟墓、房舍及树木,一律给予适当赔偿,以缓和涉路农民的对抗情绪。如规定:“在购地时,如地内所种粮物不久成熟,或尚未成熟,公司亟须交地,不及收割者,应于地价外酌估粮物所值之价,一并核发,以示体恤。”“勘路插标,如有踏损民地所种粮物,公司酌量赔偿。”再如:“填筑地基所需泥土,须由工程师责成工头,饬令小工向远处购取,不得在附近田地内任意掘用,致启争端。”还规定:“公司雇用华人,如有调戏妇女,应送地方官惩治。”
在修筑铁路时,改用当地雇工,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解决部分失地和生活困难的农民生活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成果,并不是“德人的恩赐”,而是高密人民用斗争的鲜血换来的。
万素文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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