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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爱情”呼唤婚姻文明

牡丹晚报 2014-06-21 21:51 大字

本报记者 姜培军

消除彩礼痼疾是一项长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需要大多数青年人及其家长向这一不良习俗“宣战”,从而帮助更多的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让“婚姻文明”之风吹遍农村。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使婚姻搁浅。为了筹钱娶媳妇,男方求亲借友,往往要背一身债务。结果,逐年攀升的彩礼使一家人不堪重负。由此,还引发了各种矛盾纠纷。

采访中,谢女士给牡丹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农村家庭年收入在五六万元,除去各种家庭开支,一年到头剩余不了多少存款,动辄10余万甚至几十万的订婚、结婚费用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己的亲戚朋友多在农村,孩子基本上都到了订婚的年龄,借钱都找不到门。”谢女士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父母无奈去借贷。儿媳进了家门,老人的生活则陷入了困境。“挣钱再多再快,也赶不上彩礼涨得厉害!”过高的婚姻成本不仅让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也让淳朴、美好的乡村爱情变了味道。

事实上,因为结婚借贷而引发的民事案件时有发生。采访中,记者在牡丹区吕陵镇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2012年1月,一名小伙子因为订婚在该镇的金融机构贷款5万元。1年后,这笔贷款到期,但小伙子无力偿还本息,他的妻子以婚前债务为由不帮助他还款。时间不长,夫妻二人离婚,小伙子也被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起诉到牡丹区人民法院。

在高额彩礼的巨大压力下,更有个别人铤而走险。2011年8月,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居民胡某,眼看着孩子要到订婚、结婚的年龄,考虑到家境不算殷实,开始为钱发愁。焦灼难耐中,他产生了到邻居家中偷窃的念头。第二天深夜,他潜入邻居家中盗走了存款单和身份证。由于两张存款单均没设密码,他在银行顺利取走16000余元。案发后,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

周文(化名)是巨野县大谢集镇某金融机构负责人,近年来他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前来存款的年轻夫妇比例在上升,据了解他们一般都是结婚不久的新人。另外,他还发现,前来贷款的中老年人比例同时也在上升,仔细询问他们多是为孩子的彩礼来贷款的。

在高额彩礼的“调节”下,广大农村普通家庭的财富正在悄无声息地由父母向子女转移。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订婚后,不少农村姑娘摇身一变成为“富婆”。举行订婚仪式时,尽管女孩得到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彩礼,但结婚的时候基本上还要带到男方。在菏泽当前的收入大环境中,不少青年男女通过结婚就可以成为 “白领”,但生活的压力却转移到父母身上。但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广大农村父母为了完成儿女订婚成家的“义务”而不得不求亲靠友甚至贷款。现在,菏泽农村小两口婚后很快就分家,父母用十多年的艰辛劳动为这些小夫妻的独立生活奠定了基础,子女安逸地生活,但他们已经身心疲倦。

高先生家住曹县安蔡楼镇,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将迎来儿子的结婚庆典。说起儿子订婚的前前后后,他认为农村青年男女订婚彩礼要 “量力而行”。

高先生的儿子和儿媳属于自由恋爱,在双方父母商定订婚事宜时,女方及其家人没有按照“市场价”狮子大开口,而是要了“万里挑一”即11000元,高先生认为少了点,自己主动提高到“万里挑妻”即17000元。商量结婚事宜时,女方没有要求男方购买“三金”,男方一次性向女方支付4万元有关费用。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幸福的婚姻与彩礼多少无关。高先生说,自己是1989年结婚,当时的彩礼只有1100元,房子和家具都很简陋,但自己和妻子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二三十年,家庭幸福美满。而家住鄄城县彭楼镇王女士的儿子去年8月份结婚,订婚时 “万里挑妻”,结婚前给了女方3万元彩礼钱,男方负责购买家具,女方负责购买家电。“儿媳没有嫌我们彩礼少,我们也没有嫌儿媳嫁妆少,儿子结婚后,我们一家人都和和美美的。”谈起儿子的婚姻,王女士显得非常满意,“结婚就是有来有往,斤斤计较难幸福。”

读者李女士,家在单县浮岗镇,刚刚结婚不久,她说结婚后很多事情男女双方都要共同承担,如果男方暂时拿不出这么多彩礼,可以将困难告知女方,若两人打算真心实意一起过日子,商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毕竟婚姻不是买卖,婚后是否幸福和彩礼多少没太大关系。”李女士说。她说,不能对彩礼“精打细算”。“不管贫贱富贵,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李女士说。

市民毕春生对农村高额彩礼有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子女成家立业,本该让父母颐养天年,但高额的彩礼却让父母背上沉重的债务,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认为只有勤劳创业,节俭持家,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如果年轻夫妇没有打拼的准备,没有艰苦创业的信心,好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因此转变婚姻观念,消除陈规陋俗,就成为当务之急!

当然消除彩礼痼疾是一项长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需要大多数青年人及其家长向这一不良习俗“宣战”,从而帮助更多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让“婚姻文明”迅速吹遍农村。从表面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荣辱标准的错位,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手里有钱了,但却忘记了浪费可耻的传统道德理念,很多人认为大操大办婚事才有脸面。从深层看,近年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社会管理的削弱和滞后,导致了许多农村社会事务无章可循,农民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约束。加强农村社会管理,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农村成立红白理事会等农村社会管理机构,并不断强化其功能,显得越来越重要。

另外,消除高额彩礼的陈规陋俗,需要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家庭越富有、男孩长相越好,女方要的彩礼便越少。在菏泽城区,普通青年男女订婚的彩礼一般是“万里挑一”,数额高的一般也不超过5万元。当然,彩礼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标准,同一个乡镇甚至同一个村庄的彩礼有时候也会差数倍。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当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区域性男女比例相对均衡时;当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城镇居民差别不大时;当广大农村青年男女的素质都大幅度提高,婚姻观念有了根本性转变时,“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等现象便会 “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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