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小小情报员
牡丹晚报记者 仝志华 冯 锴
四五岁，对于现在的很多孩子来说仍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纪。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鄄城县李进士堂十三庄村年仅4岁的女童刘桂英，已经担负起为八路军送情报的艰巨任务。如今，当年的稚龄女童已是年近耄耋的老人，当年的传奇故事也渐渐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6月25日，牡丹晚报记者辗转找到了刘桂英，听她与家人还原当年的抗战经历。
4岁的她配合母亲送情报
6月25日16时许，牡丹晚报记者走进刘桂英位于牡丹区北城办事处的家中，78岁的刘桂英与82岁的姐姐刘桂芝正在家中等候。
“带领我们一家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当时的老6区委书记李康和县妇联主任李明。”刘桂英清楚地记得，她4岁那年的一天，母亲刘少君与她正在家中，有两个陌生人敲门，“这两个人就是李康和李明，他们进来之后问母亲要水喝，之后坐下来和母亲聊天。”
两人先和刘少君拉家常，后来逐渐给她说起抗日的事情。“他们对母亲说，有一位姓毛的伟人要带领贫苦农民闹革命、打日本，问母亲能不能参加。”刘桂英回忆说，母亲当时顾虑重重，“家中那么多孩子需要照顾，根本不可能参加八路军。”两人听了刘少君的顾虑之后，解释说，参加革命不一定要拿枪打鬼子，可以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打掩护。“母亲当时被说动心了，对两人说，试试看看吧。”刘桂英说，当天两人就给了母亲一个送情报的任务。
刘桂英后来揣测，李康和李明之所以找到母亲，因为自己的姑姑嫁到邻村的边庄村，当时的《冀鲁豫日报》的一个地下印刷厂就在姑姑家，熟知她们一家的情况。“我兄妹5人，父亲在我半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一个妇女领着5个孩子生活，敌人不会猜到我们家有共产党。”
“把情报送到离我们村不远的东北面边庄。”刘桂英说，她的姑姑家就在边庄，母亲把情报缝在衣服里，挎着一个篮子，领着年仅4岁的她装成走亲戚的样子，安全把情报送了过去，“送情报前，他们反复叮嘱我，不管是谁问我去干什么，都要说是去姑姑家走亲戚，否则母亲和我就会被坏人杀头。”刘桂英回忆，就是因为当时地下党的反复叮嘱，让她有了保密意识。
难忘的三次遇险
敌人的盘查越来越严，刘少君有一次送情报时，险些被敌人查获，这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重视。
经过反复研究，组织决定让刘桂英单独担起运输情报的重任。“他们对我说，小孩不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应该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于是，刘桂英剪短了头发，装成一个小男孩，开始了单独送情报，而其中三次险些丧命的经历让刘桂英终身难忘。
“小孩地，什么地干活？”刘桂英声情并茂地讲起第一次遇险，仿佛把记者带进了当时的恐怖时刻，“那次，我刚挎着篮子出村100多米，就遇到了一个日本兵，一下拧住了我的耳朵。”当时的刘桂英吓坏了，但是她想起了大人的叮嘱，于是哭着回答：“俺去姑姑家走亲戚。”那名日本兵翻看了刘桂英挎着的篮子，见里面都是花生，就往口袋里塞满了花生，放过了她。
“还有一次，我随着下地干活的一群村民去送情报，刚刚走到村口，遇到了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刘桂英心有余悸地说，由于她个子矮，日寇的机枪没有打中她，她看到旁边有棵大树，连忙躲到了树后面。“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周围没有声响了，我才敢爬起来。”刘桂英说，看到满地的尸体，她都吓蒙了，但是心中想着有任务没有完成，于是飞快地跑了出去，完成了任务。
“最惊险吓人的一次是躲在了一座坟墓里！”刘桂英回忆，那是一天傍晚，她去边庄送情报，遇到了日寇的扫荡。“子弹在身边嗖嗖地飞，有七八个端着枪的日本鬼子向我这边走来，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刘桂英说，她四处一瞅，发现身旁一座坟墓有一个洞，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那个洞正好能让我蜷着身子躲在里面，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就往前走了。”刘桂英当时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直到天黑之后，周围没有了响声，才爬了出来。
“那年才七八岁，躲在黑漆漆地坟墓里，那种无助的恐惧感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虽然很恐惧，但是刘桂英还是硬撑着把情报送到了姑姑家。“见到我们的同志，我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边哭边说出了经过，那名接头的叔叔抱着我安慰了好长时间。”刘桂英说，当天晚上她一人不敢回去，是姑姑把她送回了家。
“回到家，几名地下党员就把我举了起来，连连称赞我是小英雄。”刘桂英说起回到家的情形犹如孩童般兴奋。
地下印刷厂的小哨兵
“母亲成为地下党后，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在我家挖一个地下印刷厂，开展抗日工作。”刘桂英对记者说。
“为了保密，只有二三十名地下党员参与挖掘。”刘桂英说，挖出的土被装在麻袋里，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运出来，倒在村外的大水坑里。挖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期间，刘桂英一直配合母亲放哨，母亲坐在大门口做针线活，刘桂英在街上装作玩耍观察行人。“每当有陌生人经过，我就跑过去给母亲说，母亲则会拉动门后的铃铛，在地下挖掘的人听到铃声便会停下来。”
如今的在鄄城县李进士堂镇十三庄村已搬迁至黄河大堤外侧，该村幼儿园门口立有一块《挺进报社》遗址纪念碑。刘桂英说，当年设在她家里的印刷厂印的就是这份报纸，她只记得大家当时都将这份报纸称为 “挺进报”，所以为了纪念那段历史，她筹资立了这块纪念碑。而记者并未找到关于这份报纸的历史资料，不过根据刘桂英的讲述，她们还经常为边庄村的《冀鲁豫日报》印刷点送材料。记者推测，刘桂英家的地下印刷厂所印刷的出版物应该与《冀鲁豫日报》有一定的联系，或许由于过于隐秘未能记入史册。
地下室除了印刷，还是八路军重伤员的秘密休养场所。刘桂芝回忆，八路军的许多伤员都曾在地下室养过伤，当时10多岁的她和哥哥、姐姐，都曾照顾过这些伤员。
遗憾的是，由于之后黄河多次漫滩，当年的地下室早已被淹数次，村子也早已搬至滩外，现在很难找出地下室具体位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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