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的帽子与县太爷的架子

□王石川

10月11日有两则新闻，相映成“趣”。一则是，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平遥县委副书记、县长卫明喜出演的“清代县太爷”率领古城“乡绅商贾”和“三班衙役”从城门中走出迎客；另一则是，菏泽鄄城县彭楼镇何庄完小100多名学生，因家长没有缴纳建设学校的集资款，被赶出校园，彭楼镇教委主任陈安卫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存在摊派集资，只是村民自愿捐款。(村民说集资是)栽赃，什么集资啊，纯粹是刁民一伙。”(详见今日本报A5版)

一个是“县太爷”，尽管是扮演的；一个是刁民，实际上是污蔑。乍看起来，这两则新闻八杆子打不着边，但实际上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有多少现代官员，做着官爷梦，颐指气使，耀武扬威，视老百姓为臣民？又有多少官员，想当然地把老百姓当作刁民对待，老百姓稍有不满，就扣上“刁民”的帽子？这实在难以尽数。

对县长扮演“县太爷”之举，也许该县长并无此意，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噱头，做大旅游经济而已，但发展旅游经济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何独独采用扮演“县太爷”这一种？即便这名县长没有想当“县太爷”的想法，不代表其他官员没有，不少官员不是一再下意识地称自己是“父母官”吗？

现代文明社会，没有“父母官”之说，官员应该是公仆，是人们的仆人，一再以“父母官”自称，不仅违背了权力伦理，还置换了官民关系。

比“县太爷”、“父母官”更可恶的是“刁民论”。刁民，是一个很扭曲很畸形的权力表达，即便民刁，也是官刁在先。就像报道中的这个镇教委主任，说老百姓是“刁民”，依然是官老爷意识的体现，老百姓只有俯首帖耳，被任意驱使的份，否则便是“刁民”。

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有人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的，民主共和已是主流，谁要是想做皇帝，确实当不了了，虽然剪掉了辫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剪掉皇权思维。比如，不少官员依然有官老爷作风，动辄斥责老百姓为“刁民”；再比如，不少地方仿建天安门，还有的官员包二奶、养小三，虽然没有古代的妻妾，但实际上差不多。

刁官称百姓为“刁民”，与县长扮演“县太爷”，是一根歪藤上的怪果。从“刁民论”到“县太爷”，发生在21世纪的这一幕幕，令人黯然而沮丧，愤怒而无力。如果不根除皇权生存的土壤，如果老百姓不能决定官员的去留，某些官员就不会尊重权利，尊重法律。(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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