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 访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
编者按 上世纪70年代，东明县小井村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全国率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摆脱饥饿和贫困。时光荏苒，30多年后的今天，菏泽市再次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时期，更需要坚持自我革新，舍得打破坛坛罐罐，坚决拆除篱笆围栏，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对一切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对一切束缚创新创业创造手脚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改变。为了让读者熟悉那一段历史，也为了继承和发扬好小井村的自我革新精神，日前本报派出记者重访了小井村。
6月3日上午，数十台联合收割机在东明县沙窝镇麦田里作业，菏泽市2015年小麦收获开机仪式在这里举行，全市90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农田里、麦场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民抢收、抢晒，确保颗粒归仓。
十几公里外的小井镇小井村，麦田一望无垠，75岁的杨米贵和65岁的李子山，望着即将丰收的麦田，满眼都是38年前的影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小井村曾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秋收后外出讨饭的经历，老人们记忆犹新。
1977年春，“实在过不下去”的小井村农民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还早一年。
38年后，几位经历过“偷偷分地”的老人，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种了一辈子地，缴不起公粮，丢人！”
“现在小麦亩产一般在800斤左右，好的上千斤；你们年纪小，没饿过肚子，可是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李子山扬了扬头，回忆着什么。
为啥吃不饱？当时全村9个生产队，1700多口人，4300多亩地。一个生产队没有现在一户农民的收成多！
李子山说：“那会儿一亩地只能收一布袋麦子，有一年全村每人只分了一碗麦子，你说怎么过？”
曾经的小井村，所有村民凭“购粮证”吃返销粮，一天供应0.4公斤口粮，其中包括0.3公斤红薯干、0.1公斤粮食，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
村民赵文海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点“白的”；冬天的棉袄一直都是袄里朝外反穿着，过年时才舍得正着穿几天，就算是穿新衣过年了。
4300多亩地中，闲置的荒地和盐碱地就占了一半多，家家穷得叮当响，常年在外要饭的就有900多人。生活靠政府救济，憨厚淳朴的村民们都说：“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却缴不起公粮，丢人！”
沉甸甸的丰收，掩不住的喜悦。几位老人都是麦田守望者，成熟的麦田变成了金黄色，闪着迷人的光泽，看着粮食马上颗粒归仓，他们在颔首微笑。
心照不宣的“生死契约”
“要种高粱都种高粱，上头来了一看，还是集体的地。”67岁的李景堂和75岁的杨米贵，是当时小井村生产一队和二队的会计，两人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一亩麦产六七斤，地还怎么种？”李子山的父亲李金玉时任小井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
“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男劳力出一天工计10分，女劳力计8分。”杨米贵说。结果就出现“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反正是集体的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也差不多。
李子山介绍说，当时的情况是，大队是“空壳”，生产队当家。生产队长和会计一商量，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公社的地越种越不旺，社员开始有了想法，一嚼舌头，就传到生产队长耳朵里。1977年开春，小井村生产二队队长尹书印将会计杨米贵叫到家中。
“群众都要求，咱也分点地吧？”尹书印说。
杨米贵告诉尹书印：“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咱得招呼点，万一出事可咋弄？”
分地，指的就是将集体的土地分出一点给社员，社员自种自收，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余下的自个儿吃。
尹书印又说：“人家已经有分地的啦，社员说2分自留地比集体的地收成好了很多，社员有甜头，谁还管这事儿，没人举报就没事，出事就算咱摊上了。”
就这样，生产二队的集体土地，一半分给了村民。
而在生产一队，据当时的会计李景堂介绍，队长杨盼雨和他商量事儿时，说的也是：“人家已经有分地的啦，社员都反映，分了地就不用出去要饭了，咱也试试？”
没上过学的杨盼雨最大胆，社员一人分了一亩多，秋后每天就能吃上一顿馒头，大家伙儿心里乐了。
嘴上都说人家都分地啦，可“人家”是谁？谁也说不清！为了填饱肚子，犯错也认了。
“分地头一年，亩产就达到100斤以上。1978年赶上灌淤，以往的盐碱地成了良田，日子慢慢开始好过了。”如今的小井村村委委员杨连生，当年也参与其中。
胸无点墨的农户，为了吃饱肚皮，凭着口头的契约，从此告别饥饿。
一开始都怕上头查，口头约定就是“要种高粱都种高粱”。当然，上头来了看到的也是片片参差不齐的高粱地：公社的地和自留地种出来的粮食，确实不一样。（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李子山介绍，当时的情况是，大队是“空壳”，生产队当家。生产队长和会计一商量，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公社的地越种越不旺，社员开始有了想法，一嚼舌头，就传到生产队长耳朵里。1977年开春，小井村生产二队队长尹书印，将会计杨米贵叫到家中。
“群众都要求，咱也分点地吧？”尹书印。
杨米贵告诉尹书印：“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咱得招呼点，万一出事可咋弄？”
分地，指的就是将集体的土地，分出一点给社员，社员自种自收，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余下的自个儿吃。
尹书印又说：“人家已经有分的，社员说2分自留地比集体的地收成好了很多，社员有甜头，谁还管这事儿，没人举报就没事，出事就算咱摊上了。”
就这样，生产二队的集体土地，一半分给了村民。
而在生产一队，据当时的会计李景堂介绍，队长杨盼雨和他商量事儿时，说的也是：“人家已经有分地的，社员都反映，分了地就不用出去要饭了，咱也试试？”
没上过学的杨盼雨最大胆，社员一人分了一亩多，秋后每天就能吃上一顿馒头，大家伙心里乐了。
嘴上都说人家都分地，可“人家”是谁？谁也说不清！为了填饱肚子，犯错也认了。
“分地头一年，亩产就达到100斤以上。1978年赶上灌淤，以往的盐碱地成了良田，日子慢慢开始好过了。”如今的小井村村委委员杨连生，当年也参与其中。
胸无点墨的农户，为了吃饱肚皮，凭着口头的契约，从此告别饥饿。
一开始都怕上头查，口头约定就是“要种高粱都种高粱”。当然，上头来了看到的也是片片参差不齐的高粱地：公社的地和自留地种出来的粮食，确实不一样。
分地？那不是走回头路吗？
对于当年的事，村里的几位老人记忆犹新。杨米贵说，包产到户之前,村里人穷得叮当响，住土房、吃糠咽菜、穿老粗布。
“分地？那不是走回头路吗？还有这回事？”虽然分地能填饱肚子，当年村里人都不敢相信“分地”一事能长远，不是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路吗？咋又单干了呢？
1978年1月，时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小井村调研，街上三三两两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对小车上下来的干部视若无睹。
“那时候今天搞这运动，明天搞那运动，弄到最后大伙连肚子都吃不饱，老百姓跟当官的有一种距离。”如今的小井村党支部书记李建立介绍说。
周振兴走家串户来到村民张殿兴院内，看到三间屋已经拆了两间，屋内连张床都没有，就在地上铺了一层麦秸，用砖一围就是睡觉的地方。
周振兴看着张家的面缸，里面就剩下两捧地瓜干。揭开灶上的锅盖，有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头，是给孩子吃的。另外有些菜团子，是高粱壳和地瓜叶，用地瓜面粘在一起。周振兴拿起一个掰成两半，另一半递给随行的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礼民。难以下咽的菜团子，让两人留下了眼泪。
发现农民受到“大锅饭”体制的束缚，缺乏积极性，农民生产、生活非常困难。回到县城，周振兴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研究制定了几条办法，其中包括：把全县盐碱荒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食，3年免征农业税。
有干部问了：“3年以后呢？”
周振兴说：“3年以后收不收税，到时候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群众先吃饱饭。”
周振兴还对司礼民说：“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怎么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绝不是罪过。”
就这样，菏泽土地改革撕开了一道口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村民分得了自留地，种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曾经，小井村是一个连野菜和榆树皮都叫粮食的村庄。通过“包产到户”，1979年，小井村粮食总产量比1977年翻了四番，向国家贡献粮食2.75万公斤。农民高兴地说：“大包干，大包干，包来包去不拐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陆续推行“包产到户”，大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此后数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春风的吹拂下，菏泽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从粮食调入区变成了粮食调出区，以不到全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六分之一的商品粮。
而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作为山东省最早实行农村改革的村，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首开了“包产到户”的先河，拉开了山东农村改革的大幕，在山东省改革开放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是继续改革
6月份，小井村所有村民都收到了一张“干群连心卡”，上面印有村党支部书记、妇女专职主任姓名、职务、服务电话等信息。“以前有事着急找不到电话还要亲自跑一趟村支部，有了这张卡，就像找自己家人一样方便。”村民们高兴地说。“干群连心卡”是小井村的服务“名片”，搭建起了村党支部与群众零距离交流沟通的平台。截至目前，已发放“干群连心卡”2000余张。
日前，记者来到东明县小井村，一个正处在从传统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农业的村庄，一个高度重视服务百姓，发展村级服务的基层党组织鲜活地呈现眼前。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土地流转，推动特色养殖——这个普通的菏泽村庄３０多年来不断演绎着改革创新精神，正稳步向发展快车道迈进。
跨过温饱线，要进富裕门。30多年前，小井村人率先分地单干，包产到户，拉开了农村改革大幕，但由于诸多原因，经济发展一直不遂人意。李建立坦言，这么多年来，小井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经济总量、村容村貌、农民收入方面并没有太多变化。
“僵局必须打破，我们必须用改革创新精神让小井村富裕起来。”近年来小井村力图打破这一困局，推动土地流转，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开启新一轮改革，近几年，相继实施了村容提升，养殖特色禽类、种植中草药等，力图打造成美丽乡村的代表，再成新示范。
年逾７０岁的“大包干”亲历者杨米贵对记者说：“小井错过了上世纪发展乡镇企业的机遇期，眼下要想富裕，必须发展现代农业。”
虽然现在村庄美了，村民收入比原来高了，小井村却没有丝毫止步的理由。“硬件建设初步完成了，我们工作重心转入软实力建设。”李建立说，小井村正在开展一系列乡风文明和乡村文化建设，力图提升凝聚力和经济软实力。
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是继续深化改革。毋庸讳言，小井村30多年前有改革创举，但是不可能总是勇立潮头的改革先进村。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小井村只是菏泽市众多资源平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通村，对于这样的村，发展得失必须尊重现实，客观看待，任何超越其现实发展阶段水平的要求都无异于拔苗助长。
小井镇党委副书记刘先周在采访结束时告诉记者，小井村发展的成就和问题也是菏泽市农村现阶段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没有穷尽时，发展致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改革创新，大胆实践，才是对“大包干”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记者 王 众 张 啸 时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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