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消失的八思巴文 从成武县博物馆圣旨加封碑谈起

菏泽日报 2020-12-09 13:30 大字

圣旨加封碑正面

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有一元大德十一年九月的圣旨加封碑。这是1307年重修成武文庙时,奏请元成宗铁穆耳恩准的圣旨文本。为示敬重和纪念,时人把圣旨内容雕刻于碑,碑身高2.6米、宽0.82米、厚0.27米,颇显肃穆庄重。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碑文由元代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和汉文对照,这类碑刻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菏泽市乃是唯一。

说起八思巴文,须从一重要历史人物——八思巴谈起。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又译“发思八”,“帕克思巴”),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系西藏萨嘉人氏。因其三岁能讲喜金刚修法,听众叹为稀有,于是称之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而名声大噪。南宋淳佑七年(1247),他随伯父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亦称“八思巴文”。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他还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又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为汉藏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有音无义,类似音标,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元代国家曾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字,但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主要是用来拼写蒙古语、回鹘语、汉语,但民间还是使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渐被废弃。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作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拼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

据成武县博物馆馆长郭立介绍,因曾子与三冉在文亭山会文,成武禀赋了极其厚重的文化内涵。刘邦因仰慕亦曾驻跸文亭山,所以成武文庙因曾子与三冉的缘故,自唐代建设始,文化底蕴非常浓重,规格一直较高。宋代重修文庙时,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亲笔敕书,遂刻文于石立于文庙。元代重修文庙时,能够奏请圣旨加封,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图 通讯员 隋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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