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消失的八思巴文 从成武县博物馆圣旨加封碑谈起

圣旨加封碑正面

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有一元大德十一年九月的圣旨加封碑。这是1307年重修成武文庙时，奏请元成宗铁穆耳恩准的圣旨文本。为示敬重和纪念，时人把圣旨内容雕刻于碑，碑身高2.6米、宽0.82米、厚0.27米，颇显肃穆庄重。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碑文由元代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和汉文对照，这类碑刻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菏泽市乃是唯一。

说起八思巴文，须从一重要历史人物——八思巴谈起。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又译“发思八”，“帕克思巴”)，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系西藏萨嘉人氏。因其三岁能讲喜金刚修法，听众叹为稀有，于是称之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而名声大噪。南宋淳佑七年（1247），他随伯父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亦称“八思巴文”。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他还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又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为汉藏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有音无义，类似音标，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元代国家曾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字，但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主要是用来拼写蒙古语、回鹘语、汉语，但民间还是使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渐被废弃。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作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拼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

据成武县博物馆馆长郭立介绍，因曾子与三冉在文亭山会文，成武禀赋了极其厚重的文化内涵。刘邦因仰慕亦曾驻跸文亭山，所以成武文庙因曾子与三冉的缘故，自唐代建设始，文化底蕴非常浓重，规格一直较高。宋代重修文庙时，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亲笔敕书，遂刻文于石立于文庙。元代重修文庙时，能够奏请圣旨加封，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图 通讯员 隋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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