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合肥为龚合肥作序
○李鸿章《定山堂诗集序》手迹（局部）
○李鸿章塑像（摄于安徽博物院）
□李学军 柳丝
龚鼎孳龚合肥，李鸿章李合肥，都是“以籍贯代名”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为清初文坛领袖，一是清末朝廷重臣，后生推崇前辈，同乡情义深厚。
两个“合肥”，相隔二百多年，他们以文字相聚在一部古籍之中。如今看来，这既是一种奇遇，也堪称一段佳话。
一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和文坛领袖，合肥人龚鼎孳著述丰富，版本多样。仅诗歌全集就有《定山堂诗集》和《龚芝麓诗集》两个系统，单行本则有《过岭集》《尊拙斋诗集》《香严斋诗集》，另有《定山堂诗余》《龚端毅公奏疏》《定山堂古文小品》等。他的作品集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均有刊刻印制。
鉴于龚鼎孳在明清文学史上重要地位，其著述在当代被纳入古籍整理研究项目，重新校点出版。广陵书社2006年出版了《龚鼎孳诗》上下册（［清名家诗丛刊初集］，钟振振主编，陈敏杰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了《龚鼎孳全集》一套四册（［明清别集丛刊］，孙克强、裴喆编辑校点），对龚鼎孳作品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
诸多名家曾为龚鼎孳作品集作序，如谭元春、钱谦益、吴伟业、王铎、余怀、魏宪、尤侗等。遗民诗人纪映钟赞誉其“文章风节不减宋两文忠，而好为诗余，或慷慨悲歌，穿云裂石；或柔情纷绮，触絮黏香”（《香严词序》）。钱谦益称其诗“风雨发于行间，云物生于字里”（《过岭集序》）、“可以疗举世之诗病，不独专门名家而已”（《尊拙斋诗集序》）。
二
龚氏后人多次重刻其作品。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应龚氏十四世孙龚彦绪（字引生，光绪年间官刑部）之请，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同里后学”的名义为重新刻印的《定山堂诗集》（“光绪癸未听彝书屋重校刻”版）作序。序曰：
龚引生刑部重刻其先端毅公《定山堂诗集》及《奏疏》将成，以书来属序。
端毅之诗，故与牧斋、梅村称“江左三家”。二公皆贵显于明，在我朝仅一补官，而遂不振。端毅以小臣被遇圣代，扬历华要，赫然为一时人士所宗，此固非钱、吴所能并语。而后之论者，多右太仓，而拟端毅于虞山，非知言也。
夫易代之际，万事草创，人竞奋于功名。若风雅未绝，必有留以维系之者。而王文宪、沈隐侯辈，且为佐命，不必论矣，彦升、孝穆又何可轻议耶？
端毅登第早，入国朝，年仅三十，殁曾不及下寿。使天意少迟回之，其文采、物望，当非昆山、新城所能及也。
诗集旧为吴留村制府所刊。端毅甫即世，门生、故吏在天下，留村时滞县令，声气邈绝，乃任其遗集。今读公子佥事君后跋，致慨枯菀，喟然有西华葛帔之感。
二百年后，犹有文孙传其家学，斯可慰矣。是集成于康熙丙辰，去此不数年，滇、蜀底定，武功告成，制科之兴，迈迹于汉、唐。留村既建节，而端毅之客，若宜兴、秀水，大半与于鸿博之选，盛衰之迹，岂系存没哉？
唐贞观中，魏文贞公雅道自期，谏诤之烈比于三代。宣宗时，曾问其七世孙谟，索其遗书，已不可尽得。而引生乃能完此于风霜兵火之后，其可宝贵，过于甘棠之笏远矣，抑匪独乡邦文献之征也。
光绪癸未八月，同里后学李鸿章谨撰并书。
三
序文落款处，钤有“文华殿大学士”和“一等肃毅伯”两方官爵之印。
李鸿章热情赞颂端毅公（龚鼎孳谥号端毅）在清初“赫然为一时人士所宗”的历史地位，认为在“江左三大家”中，钱谦益（人称虞山先生）和吴伟业（江苏太仓人）难以与之比肩。
同时指出，龚鼎孳的文学才华和文坛影响，也是宋代文学家王柏（谥号文宪）、南朝文坛领袖沈约（谥号为隐，封建昌县开国侯，别称隐侯）以及南朝文学家任昉（字彦升）、徐陵（字孝穆）所不及的。
序文中提到的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历任江西萍乡县知县、江苏无锡县知县、福建按察使、两广总督等职。曾为编刻《定山堂诗集》捐献俸禄，助其成书，作有《龚宗伯诗集跋》（大宗伯为礼部尚书别称，龚鼎孳曾任此职）。
龚鼎孳身居高位，广交名士，提携后进，一生乐善好施，离世时家财几近耗尽。
据遗民诗人宗元鼎所记：“龚公贫乏，尝贷粟于予金，及卒后债者至门，亦叹公清介。”龚鼎孳去世三年后（康熙十五年），得益于其门生故旧的尽心尽力，四十三卷《定山堂诗集》终于告成。
在读到龚鼎孳长子龚士稹（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为之所作的题跋时，李鸿章对生死之变、世态人情感慨颇深。
四
龚鼎孳不满60岁就因病离世，李鸿章为之极为叹惜，认为如果不是早逝，龚鼎孳的文采和声望绝非此后的顾炎武（江苏昆山人）、王世禛（山东新城人）所能达到的。以上对于龚鼎孳的评价，可谓褒扬有加，不无袒护。
雍正、乾隆时期，龚鼎孳著述被官方列为禁书（《禁毁书目四种》“禁书书目”“违碍书目”中均列入《定山堂诗集》），其作品一度销声匿迹。
关于龚鼎孳著述遭受禁毁的原因，据雒启坤、王德明主编的《中国历代禁书》所记：“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图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极力烘染感伤身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气氛，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直至道光、光绪年间，文禁放宽，龚鼎孳著述又重新面世。
清末时期，龚氏后人搜集其著述残本、抄本，进行抢救性整理、重新刻印，李鸿章对此予以高度赞赏，称“二百年后，犹有文孙传其家学，斯可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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