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口井
□合肥吴玲
我们村有几口水塘。这些塘什么时候挖的，好像谁也说不明白。可是多少年了，我们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吃的都是塘里的水。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村挖了一口井，从此村里人告别了吃塘水的历史，开始挑井水吃。
这口井，打在村子东西交界处南面的庄稼地里，最近的人家走一条田埂就到了。
井打好的那天，村里敲锣打鼓，还放了响炮。前后村子也来了许多人庆贺，村里的大人小孩欢天喜地，围着井看热闹。
“咕嘟咕嘟”声此起彼伏，人们要争着尝尝井水的味道。
“好水。”刘三老爷捋着下巴上的胡子，他的胡须上沾着晶亮的水珠。
“好水，透心凉。”孙瞎子连连点头。
孔老五抢过一个水瓢，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乖……乖，井……好……好深。”老五叔咧着大嘴，他是个结巴。
村里人仿佛多了一个集合的去处。此后的早早晚晚，水井旁站着或蹲着一群等待打水的人。男人们会抽根香烟，聊几句庄稼上的事情；要是几个女人，就免不了悄悄说几句体己话；再要是碎嘴的，更免不了东家长李家短，交头接耳一阵子。
我家七口人，祖母老了，我的弟妹年幼。父亲承包村里的一家农药厂，从早到晚地忙，所以农活家务大都落在我母亲头上。母亲锄草我就锄草，母亲点豆我便点豆；母亲挑水时，我就挎着一只小木桶，像只小尾巴似地跟在后头。小木桶的横梁上拴着一条又粗又长的麻绳，这只桶是专门用来打水的。
母亲打水时，我趴在井口往下看，黑黝黝的井底晃动着破碎的月亮。
我父亲有时候也挑水。他光着膀子，肩膀上只搭着一条旧毛巾，几担水挑回来，父亲脊背像被雨淋过，汗水淌到了腰际，裤腰的颜色变得深黑。
我家开垦的荒地种了些西瓜，当然是为了卖出去。母亲下工回来偶尔摘一只，我们把它放进水缸里冰镇。午睡起床后，祖母搬出来，“咔嚓”一声脆响，再“咔嚓，咔嚓”几声，西瓜剖成八大瓣，红瓤黑籽，入口，沁凉、脆甜，连皮都要啃掉了。
夏天的饭菜不容易存放，有时多煮了一碗饭，有时剩了半碗南瓜几个红薯，祖母就把它们连碗放进脸盆，脸盆飘浮在水缸里，第二天，不会吃坏肚子。
夏天是庄稼人最忙的时候，大人们起早贪黑，收麦，割稻，插秧，打场。“双抢”忙完，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到了。学生们放暑假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我和邻居姐妹小翠、小花、小珍们结伴去砍草。附近的野草都砍完了，我们跑得很远，还暗暗较着劲，看谁砍得多。每次出门，我们都要砍满满一担草，等着父母亲来挑回家才算完成任务。一年的猪饲料，一年的烧火草，都须得在一个暑假完成。回家时，我们照例要经过水井，有时是特意绕道。一个下午的野外劳动早已使我们又渴又累，跑到井台旁，一屁股坐下来，拿起谁家的葫芦瓢，“咕噜噜”“咕噜噜”像小牛饮水，头也不抬。再用冰凉的井水，冲洗又红又黑的小脸、胳膊和腿上的草屑和泥巴。这时候多半天色已晚，蚊虫列队，我们顶着满天星星往家走。
井水冬暖夏凉。
有一年冬天，我家盛水的一只大缸被冻裂了。腊月寒天，鹅毛大雪下了几天几夜，茅草屋檐挂着一溜溜的长冰凌，屋顶、田野、道路、草垛都被大雪覆盖着，但是，村前的井口却冒着热气。雪后初晴，在家憋了几天的小孩子们来到野外打雪仗、堆雪人；女人们穿着胶靴，扎着花花绿绿的头巾，到井旁淘米、洗菜、捣衣、涮碗。我和母亲带着洗澡的大木盆，去洗被褥。井水一点也不像塘水那么冷得刺骨，我们冻僵的手在水盆里一点点温软过来。我记得一个雪天，太阳挂在亮蓝的天空，母亲棒槌的捶击声一下一下，在空旷的雪地里传得很远很远。
我们村有个哑巴婶。有一天我早起去放牛，看见她站在水井旁，面朝着村里的人家叽哩哇啦地叫嚷，那情形，小孩子也看得出，她是在骂人了。她骂一声，剁一下身旁的案板；再骂一声，再剁一下身旁的案板。因为她家自留地里的苞谷，昨天被人偷了去。
下雪的时候，我还看见过村里的“疯二宝”坐在井旁画画。他是陆家的老二，总是靸着一双破棉鞋，戴着一顶耷拉着两只耳朵的旧棉帽，怀里抱着一块木板。他靠着井壁，坐在雪地里，很认真地画着什么。他画画时，一边“嘿嘿嘿”自顾自笑着，一边嘟嘟囔囔说着什么。
“疯二宝”总是独自一个人，走着，说着，笑着。他拢着手，低着头，靸着鞋，身后背一块画板，再热再冷的天，他的狗皮帽子都是不取下来的。他看见一个小孩，笑嘻嘻地从身上的某个地方摸出一颗糖，叫他坐着，就要给他画像。有时小孩子挣脱了，有时一个小孩就傻傻地坐着。他的父亲是个高大的人，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是跛的，村里人叫他“侉老爷”。他会做许多面点，油条，麻花，烧饼，糖糕，在集镇上卖。他还有个大儿子，在淮北煤矿上工作。他家的日子过得其实不坏……
乡下小孩的命都轻贱得很。十一二岁的我，就学着去挑水。
我们村虽然不大，也是好几十户人家。我家住在村子最东头，隔壁只有一个胡姓邻居。胡家二姑娘芝大我一岁，陆家大姑娘珍大我二岁，黄家大姑娘花与我同岁。砍草时，我们一起去；挑水时，我没有忘记叫上她们几个。到了井边，都傻了眼，几丈深的井，那么粗的一堆麻绳，手拿木桶，站在井台往下看，小腿直打哆嗦。
是珍替我们每人打了水。她的力气比我们大得多，因为她不但要挑水，还挑粪桶，挑稻把。珍的姊妹多，她是不能念书的，常年跟着父母一起做农活挣工分，放下镰刀又拿锄头，她的手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我们趔趔趄趄往家走。走了五十米，歇一会；再走三十米，歇一会。走走停停，挨到家时，桶里的水洒了一半，肩膀痛得像火灼。即使这样，还是要去挑水的。手上磨出了血泡，慢慢长出了茧子，肩膀也变得结实了，打水时也不再那么害怕，甚至可以帮助其他小伙伴了。只要歇一两次，就能把一担水挑到家，我还学会了轮换使用两只肩膀挑东西。
但是有一次，小花在井旁突然“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胳膊像鸡爪子一样反蜷，我吓坏了。
十三岁那年，我到城里上中学了，不大见到我的小伙伴们了。再后来我在城里工作，更少回到村里了。有一年中秋节回乡，母亲说小花死了，她的“羊角风”病犯了，一头栽倒在开满五颜六色棉花的棉花地里，没被人看见。
再后来，我们村那个喜喜欢画画的“疯二宝”也失踪了，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病了一大场，也不能再做点心去卖了。
我乡下的村庄叫陈宗一，我总疑心它是村里一个先人的名字。
我们村以及那口井，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井旁的水泥地坪上用打碎的白花瓷碗，排了一行字：“一九七五年陈宗一村”字样。
故乡，我已经回不去了，很多人也都回不去了。而那些我自幼熟识的年长的人们，他们像一茬茬庄稼，走完了他们卑微贫贱的一生，一个个长眠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包括我永远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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