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婚“童养媳”
□王传寿
随着时代变迁，“童养媳”渐行渐远，金婚“童养媳”更是凤毛麟角。幸运的是，我的发妻是童养媳，我们一起粗茶淡饭、云淡风轻，度过了半个世纪贫贱夫妻的金贵的岁月。
我家祖居合肥南乡，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听母亲说，妻子出生才几个月就被抱养我家。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共生了八个男孩，前四个都夭折了；为了阻断厄运，抱养了一位女孩，取名“存姐”，也许苍天有眼，之后的四个男孩都“存活”下来了。因此，我们弟兄四个格外敬重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姐”。寒门亦望传宗接代，父母先后给两位哥哥定了亲，可能考虑到我得过“天花”，脸上留下少许“缺点”，害怕定亲不牢靠，就抱养了童养媳。“养媳”来我家后，加上大姐，兄弟姐妹六个，生活更加艰难，大哥二哥先后辍学，弟弟初中毕业从戎戍边，两位女孩更是未进学校门，只供我一人读到大学。
世俗眼光总以为妻子沾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光，其实不然。妻子从小吃苦，学干农活，十几岁跟着公社社员下地挣工分，支持我求学。为了挣钱，她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跟着几位叔公一起，起早贪黑，步行几十里，从肥西上派镇买七八十斤大米挑往合肥市区卖，赚点差价。每年冬季，她和母亲起早贪黑编织稻草床垫卖钱补贴家用，还送几床到我学校，同寝室同学也沾光。
1970年初我大学毕业赴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正式分配工作。当年春节，我俩到肥西东风公社扯了张结婚证，组织了小家庭，母亲随我们生活。家里没有添置一件像样的家具，更谈不上戒指、鲜花和美酒；在合肥木材加工厂上班的岳父大人送来一床新床单和一个搪瓷脸盆作为嫁妆。结婚后，很快有了一对儿女，家庭兴旺，可生活负担加重。我在省城一新闻单位当记者，外表风光，工资并不高，有位从部队转业的同事，竟然投笔驾起“方向盘”（当司机)。由于“文革”，我这个68届毕业生拿了五年多的四十三元半临时工资，直到1973年才转正定级。这点工资对于五口之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加上常常到本省各地采访，聚少离多，妻子和母亲带着一对幼子在乡下支撑门户。妻子担任妇女队长，样样农活都能干，每年挣的工分与最强壮的男劳力一样多。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面貌有了变化；然而，对于像我们这样“一头落地”的家庭来说，由于缺少男劳力，农业生产困难不少。好在有兄长和姐夫帮助犁田耙地，亦能过得去。有一年秋收，我周末回到家，母亲说妻子还在承包地里割稻。我赶到地里，只见皎洁的月光下，妻子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握着稻把，上下挥舞，向前推进。一排排黄澄澄的稻穗很快变成稻把、驯服地躺在妻子身旁的稻茬上。我招呼一声，妻子抬头应答。她那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脑后两根“刷桶把”似的辫子晃动着。我卷起裤管，迅速向妻子靠拢，融入月光下的劳作。这或许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却是草根夫妻的“相濡以沫”。
1982年秋，组织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妻携子女的户口进了城，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可老母亲的户口迁不来，母亲不愿随我们进城，妻和子女再三劝说，母亲才勉强同意。进城后，妻子被安排在单位打扫卫生兼去长江东路的省委机要室取“新闻快讯”稿件。妻子打扫卫生轻车熟路，只需我帮忙收拾男厕所；可取“稿件”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过，妻子凭着上了几年冬学的“脱盲”底子，从未出过差错，得到领导和同仁的多次嘉许。随后，到印刷厂当了一段书报包装工。后来，单位成立“广播电视服务部”，妻子被录用在门市部卖音像带。有一次，因错账赔了10元钱，妻子懊恼。我安慰她，那只是一笔“学费”而已。打那以后，妻子白天上班，晚上就跟着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学文化。工作越来越顺手，一直干到退休。家庭诞生“第三代”，我俩升格为奶奶爷爷、外婆外公，妻子忙着带孙女、外孙，我当助手。“第三代”上幼儿园后。妻子还是闲不住，又在郊区老家附近找块撂荒地种起有机蔬菜。妇唱夫随，我退休后与妻一起重温“笔耕伴农耕”的草根生涯。
岁月无痕，伴侣有缘，金婚五十载，弹指一挥间，家国今胜昔，相偕穷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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