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投稿的那些事儿
□合肥王唯唯
在我的抽屉里，有百十来封发黄的退稿信静静地躺在那里。虽多次搬家，丢弃不少旧物，但这些退稿信却一直珍藏，舍不得丢弃。这其中有些杂志都已停办，更显珍贵。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退稿》，我在那篇短文里写道：“在无声的投稿退稿之中成长，在侥幸的发表概率之下磨炼，我最终拥有了一个勤奋、扎实、敢于失败的心。”
上个世纪80年代，诗坛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一样，我迷上了诗歌。那时候，每每读一首诗，在似懂非懂中被那些或灵动或激昂或忧伤的文字所吸引。犹如被一颗突如其来的石子击起了涟漪，懵懵懂懂中，感觉到有一双青筋毕露的大手，在拍击我尚未成熟的胸膛。借用舒婷提及第一次接触北岛诗歌时说的一句话：“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
那时，我也“创作”了不少诗歌，也壮着胆子多次给报刊杂志投稿。和现在投出去的稿子如石沉大海不同，那时只要你投稿，用或不用，基本上都能收到杂志社等的回信。信有铅印的、油印的，也有手写的。但最多的是油印，只需在“同志”前面空白处写上作者的姓名，稿子就算完璧归赵了。那个年代投稿算印刷品，只需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稿件”并剪去一角，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可以畅游全国。
稿件一篇篇投出去了，等待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往传达室跑，在众多的信件中寻找自己的信函。刚开始不懂，一看到写有我名子的鼓鼓囊囊的信封，高兴得不行，当场拆开，结果心凉了半截，是退稿。几次这么一来，我明白了，收到鼓鼓囊囊的信肯定是退稿，收到薄薄的信，一定是用稿通知。
投稿退稿，退稿投稿，在近乎绝望的时候，1987年秋，我在《诗刊》上看到一则消息，该杂志社全国青年诗歌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学费一年20元。我当时每月工资28元，但我没有丝毫犹豫，认真填写了个人资料，连同汇款一块寄给《诗刊》社。不久，收到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注明我的辅导老师叫王燕生，我的学号为006149。
按照规定，学员每两个月给辅导老师寄一次作业，每次只能交五首诗歌。辅导老师则对作业提出意见后寄回。我记得第一次收到回信时，那心情那心态无可用文字描述。但当我拆开信封后，感到很失望，一小片纸上只有一行字：王唯唯同学，作业收到，请再寄。王燕生。我的作业没有随信一起寄回。虽说失望，但我还是按照规定每两月寄一次作业。在我寄出第6次作业不久，我收到王燕生老师的来信，很厚。打开一看，是我寄出的6次作业。急忙铺开，哇，对每首习作，王老师用红笔在写得好的段落下面划上红线，有的还在旁边写一个“好”字，写得不好的段落也不直接划去，而是用蓝笔在旁边打个问号，并说出他的看法供我参考。看完之后，我心里陡升一片暖意，原本还有些灰冷的夜晚也柔美起来。
1989年5月，我收到诗刊社的来信，通知我参加7月在湖南株洲市举办的改稿会。就是在那次改稿会上，我见到了王燕生老师。虽然一周的时间很短，但我还是从他在改稿会上即兴创作并激情朗诵诗歌的时候，在他为感谢当地作协接待真诚豪饮的时候，在他深情地回溯往昔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露出孩子般纯真笑容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旺盛的生命力与对诗歌矢志不移的热爱。著名女诗人舒婷说过：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代一代耕耘者无怨无悔奉献的历程。在这个寂寞的群体里，王燕生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编辑之一。
1990年2月收到《诗刊》用稿通知，告知我的两首诗将刊于第六期《诗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这之后，我陆陆续续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3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200余首。
如今我早已不再写诗了，现在写的只是些散文、随笔、游记，盼发表的期望也没有当年那么强烈了，觉得为人处世虽应该有盼望，但过于执着会成为负担。发不发表自有编辑慧眼定夺，自己把文章修改得尽量完美，就是尽心尽力了。如今，每坐在电脑前点击邮箱投稿时，就想起当年投稿的日子，那种甜苦交糅实让人难以忘怀。
新闻推荐
根据全国统一安排，第七次人口普查进入到摸底阶段，也标志着人口普查工作正式开始。为按照上级规定时间节点开展相关工作...
合肥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合肥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