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成 立

父亲刚刚过八十大寿。从读朱自清的《背影》开始。

父亲于1955年7月东桥高级小学毕业，当年9月份就被乡政府安排在当地供销社做营业员。父亲练就一手绝活，手工包扎礼包，过去家乡人过节或走亲戚都会到商店买上两包红糖、炸果、羊角酥等，用差不多两张A4纸大小牛皮纸包扎成梯形状，用细麻绳扎紧，再镶一红纸带以显喜庆，父亲手很巧，包得又快又好。

1958年春天，父亲还在鲍兴工作，母亲一人在家食不果腹地参加大跃进运动。直到1962春天，父亲下放回东桥，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我姊妹七个，正赶闹春荒，父亲实在想不到开春往哪去借粮。父亲在二十三岁前一直在读书工作，做农活种庄稼父亲的确是“假把式”，父母每天要走到约三里路外的刘圩生产队做农活，早中晚一天两个来回要走十多里，风雨无阻，那时实行工分制，父母劳作一天得八分。别的农民家住村庄里，回到家吃好饭可以休息会再上工，而我父母匆忙到家，还要做饭，吃上几口就要往队里跑，虽比别人提前走，赶到地里也常常被生产队长训斥。每到秋季分粮时，父母望着别人一包包往家里搬，而我家人口多，劳力少，父母只能站在打谷场边发愣。记得那时我和大妹都在上小学，放学回到家，父母已下地去了，把饭菜留在锅里，特别细心地把菜分成两碗，怕我欺负妹妹。夏天的晚上，我和妹妹弟弟们拿着蒲扇坐在凉床上等着父母，望着小河边的土路上走来两个人影，父母收工回来，那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候。

1972年初春，我上小学二年级，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从家里带白菜秧到学校栽，我到了自家菜园地里，发现没有种白菜，我“急中生智”地跳过院墙，翻入邻家菜园地里，正当手忙脚乱地拔菜苗，不巧被邻家儿媳撞见，自然向父亲告了状，那次我被罚跪，被父亲狠揍了一顿，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威严。

70年代，家中实在太穷，我家姊妹七个（四妹已被抱养），只靠父母挣工分养家糊口，记得家中有一破旧柜，每逢过年，洗刷干净，盛放积攒一年的腊鹅腊鸡腊鸭干鱼等。大妹妹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跟着父母到队里做农活，一天能挣四工分，二妹妹小学三年级辍学在家既要照看小弟小妹，又要养猪放鹅。那些日子真苦，经常菜里没有一滴油。父亲想尽办法多挣钱，那时交通不便，父亲托人找了差使，步行三十里路，去卅铺挑货，供街上小商店经营。天未亮出门，天黑回来，往返一趟六十余里，挑着百余斤担子,一趟挣三元钱。到后来，父亲能借用平板车，我也长大些，赶上星期天，在板车一侧把上拴好绳子，我套在肩上给父亲拉车助力。每遇上坡，机耕路凹凸不平，父子俩像纤夫拉船一样，身体擦着地面，脚趾抠着路面，艰难地爬行。父亲现在膝盖疼痛，行走艰难，是那时落下的残疾。

1978年夏天，我考中专未能如愿，家穷只想上中专尽快脱离农村，减轻家庭负担。只能选择复读初三，上学路上，父亲摸出几枚五分钱硬币，塞进我手里，显然，父亲对我没有考上中专很生气，给钱时手一甩，悻悻而去，有两枚硬币滑落掉地上，我弯腰去拾，看到父亲走在田埂上瘦弱的背影……

1983年仲夏，我迎来人生转折，终于如愿考上大学。父亲一辈子做事谨慎，我虽然都快二十岁，但未去过六安城以外的地方，父亲想了很多天，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学校。筹好路费，父亲便于我同行。先来到合肥，父亲带我去游逛逍遥津公园，第一次来省城，第一次逛公园，第一次划船，第一次看火车……合肥，二十年来，对父亲来说，这是一座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城。北上的火车上，我又冷又热，传染上疟疾。火车抵达淮北站已是下午，来到学校，报道结束到走进宿舍，父亲给我整理好床铺，仅仅自己留下几元钱够回程车票，连饭也没吃，就匆匆赶往火车站。

父亲兄妹四个，唯有父亲自1962年起，到2003年一直在农村生活了整40年。小时候，总是埋怨，父亲就是农民，没有什么大本事。可是，艰难困苦的年代，家里异常贫穷，父亲能把我们姊妹抚养成人，我又上了大学，父亲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只有他自己知道，父亲也永远不会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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